体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内容再认识
在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中,体育科学下属共13个二级学科,多数为交叉学科范畴(非本源性学科)。田至美[1]认为,纯粹的体育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体育科研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另外也有专家认为,体育概念的模糊性及其争议性,是造成体育学科多借鉴而少有自己理论的重要原因。很多学科把体育作为一种对象(现象)加以研究,地理学亦如此。正如JohnBale在其着作《SportsGeography》的序言中写到:“开始研究体育时,是用体育现象来讲解地理的。
”[3]空间、占据空间的方式以及空间中人和物的运动及相互作用方式是体育界和地理界都关注的,这无形中给了体育与地理融合的机会。空间和地方是体育与地理联系的纽带。空间和区位这2个地理学概念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理解和界定体育重要性的中心问题[1]。运用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体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和体育学的交叉学科,必然受到2个学科体系的制约,但同时也孕育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应将体育地理学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及学科的发展,将会有新的研究进入该学科视野中。史兵认为,体育地理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目前体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竞技运动地理学,且集中于人文地理与体育关系角度选定研究内容[2]。体育地理学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景观,区域体育分异与联系,体育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体育与环境问题,体育运动场所空间联系,体育地理信息系统6个部分[4]。前人研究注重与宏观地理要素结合,而微观层面研究比较薄弱。随着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领域逐渐从宏观向微观转变,逐渐从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转向人的反作用,逐渐从注重对物理空间的研究转向对空间中的“人”的研究。
构建体育地理学自身的微观研究理论框架是进行该领域研究的基石。
体育地理学微观研究理论框架的设计
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研究框架场所的相关概念“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永恒主题,体育地理学亦不例外。人地关系中的“地”,即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研究层面不同,“地”所对应的概念也不同。在宏观研究中,“地”对应“城市外部空间(城市群)”“城市内部空间”等,而场所(亦称地方)等概念则对应的是相对微观层面。城市中各类场所组成的网络构成了整个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
场所是承载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地点,场所把人与地恰当地结合起来[5]25。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地方或场所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被概化而成为空间、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6]。《人文地理学词典》将场所界定为:由人或物占据的部分地理空间[7]。场所不同于场地、地点,只有当人在场地或地点出现时,才能称其为场所;否则只能称其为“隐性场所”。从此角度讲,人对场所的体验,才是场所的本质;也正是由于人的存在,场地或地点才变得有意义。
正如海德格尔所述,“生存是空间性的,空间是生存性的”,我们不可能把人和空间清楚地分开[8]。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研究设想体育场所的分类是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体育场所的分类,官方与学界并无较为统一的标准及方法,最常见的是将其分为营业性体育场所和非营业性体育场所。但这种分类不一定能满足具体研究的需要,应视具体情况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分类。场所(place)是人文主义方法论空间概念的核心内容,它具有2层含义:1)场所实体景观形态构成了城市的静态空间结构模式;2)对场所的主观感知,即城市日常生活目的和意义[9]。
人类的体育活动行为在城市体育场所中的经历,以及人们对体育场所的感知—意象即是人与城市体育空间的互动作用过程,反映了城市体育空间结构的动态发展和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对体育场所的感知—意象,可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空间规律,解释城市体育场所的社会及文化内涵。城市生活中人的目的和行为赋予城市空间一定的意义,人们各类行为场所构成了城市。城市居民的体育活动行为同样塑造着体育场所空间,从而影响着整个城市空间结构。体育界对城市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的研究,过于注重其物质空间结构,而忽视其社会空间属性。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行为是社会行为,上述研究倾向可能会得出人的体育活动行为过分机械化的观点或结论。体育场所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不同生活方式居民群体的场所偏好及其选择行为等。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及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科学。城市体育场所空间结构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包括体育场所的密度、布局及形态3个方面。另外,各类体育场所固有的空间区位要素,制约着人们的体育活动行为,找出不合理的因素加以改进,可以为居民体育活动提供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指的体育活动场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专门性的体育活动场所,也包括可以承载一切体育活动的其他非专门性物质空间要素,如公园、绿地、广场、水体资源、山体资源、楼宇建筑等。从此角度讲,适合开展体育旅游的自然景观也属于体育场所的范畴。体育地理学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研究框架。体育场所空间感知研究框架对空间感知的理解空间感知是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共同研究领域。环境认知理论认为,人只有认知环境,才能从环境中获得指导行为的方法。
行为动机理论指出:人的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促发了人的行为;动机表现为一系列决策活动,大脑的这种决策类似于“黑箱”,无法非常明确地阐释;选择是决策的核心,而人的选择基于判断,包括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2部分;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决策者的价值观,事实判断是指决策行动所依据的客观事实;价值观决定着个体对其他事物的态度、意见和行为等[10]。感知是人类行为决策的基础[11]。空间感知(spatialcognition)是对空间和思想的重建和内在反映,是对结构、实体以及空间关系的内心描绘或认识。相关学者将感知地图(cognitivemapping)看作是空间感知的子集之一[12],也常把它看作是研究城市空间感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13]。有的学者将感知空间称为意象空间,认为居民受周边空间环境的影响,对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知,这种认知经过居民大脑想象可以回忆出来[14]。
将注意力集中在受城市空间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空间感知方法,打破了传统的社区分析和土地功能分区研究,逐渐成为当前西方城市规划设计领域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15]。体育场所空间感知研究设想以往地理学中关于感知意象的研究,多侧重于城市地域范围。国外最典型的研究有凯文?林奇关于美国3个城市(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的城市意象研究。我国学者李郇等对广州、顾朝林等和冯健对北京分别进行了城市意象研究。近年来,此类研究有向微观层面转变的趋势,如宋伟轩等对南京城市社区微观空间意象的研究,王茂军、戴骏驰、王彤彤对大学校园城市意象的研究等。
上述研究使用的方法限于认知地图(手绘草图)和照片辨认2种。对场所空间感知的研究属于地理学微观领域的研究内容,但对体育场所空间意象的研究至今尚未出现。场所感(senseofplace)是关于人们对特定地理场所情感联系的多维概念。赖特首创“敬地情结”一词,之后,段义孚、威廉姆斯和罗根布克分别提出“恋地情结”“场所依恋”等概念[16]。国内学者比较认同的是将场所感分为场所依恋(placeattachment)和场所认同(placeidentity)2个维度。
关于场所感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感知满意度研究是从个体微观的角度评价场所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场所的可达性、可入性、适停性、安全性、主观感受性等因子的满意度评价。体育地理学体育场所空间感知研究框架(图略)。居民体育活动行为研究框架对于空间行为的解释《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具有居住、工作、游憩及交通四大基本功能。王兴中认为,人的生活行为主要由家务、工作(上学)、购物、闲暇4类日常事务构成,与之对应的空间为家庭、单位(学校)、商务机构、闲暇娱乐场所[5]226-227。
地理学关于城市居民行为的研究,主要有居民日常生活活动、通勤活动、购物(消费)活动、休闲活动及迁居活动等方面;但对居民体育活动行为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较少,常把体育活动归于休闲活动的范畴。以往社会学中关于人的活动行为研究多属于微观研究,其最终落脚点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时间利用,很少涉及居民日常活动本身,缺乏宏观和空间的视角,其研究结果难以应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中[17]。关于体育活动的社会学研究亦如此,且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人文地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也并非完美无瑕,传统的行为地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就陷入了方法论的批判之中,近年来其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趋势。居民体育活动行为研究设想国内外关于居民体育活动行为的研究较多,但大多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
现有的从地理学角度对居民活动行为进行的研究,多侧重行为规律及特征的描述性研究,如狄耿华等利用行为地理学理论探讨上海市市民体育行为与倾向,蔡玉军等对上海市小学生非上学时间体育活动时空规律进行探索。李建国等从时间地理学角度研究居民体育生活行为的时空特征,构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都市体育生活圈,注重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对居民体育活动行为时空规律的研究内容包括出行距离、出行时间、活动持续时间、圈层结构、交通方式、空间偏好等多个方面。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并无太大意义,但通过对行为特征、规律的把握,从多种角度找出制约体育活动开展的深层原因及机制,特别是时间、空间因素,才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体育地理学居民体育活动行为研究框架(图略)。
体育地理学微观研究整体框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行为是一个双重交互的过程,空间影响行为,又是行为所建构的结果,人们需要改变空间从而适应自身的各种需要。城市中的场所和空间为了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而建立,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变化是城市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是当前的城市及其空间模式与结构[18]。正如规划学家韦伯所述:“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本质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地域。”故城市居民的生活行为是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主动力之一。随着“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等规划理念在西方的发展,关于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与城市空间结构互动作用关系的研究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19-21]。
微观层面的场所空间与人的行为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主要涉及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现已有向人本主义方法论转变的趋势。将人本身视为一种变量,研究城市居民的各种日常活动以及由其构成的城市移动—活动空间体系,动态地描述和解释人类活动行为与城市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居住空间对购物、休闲行为的影响),其最终目标是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使个体行为的满意最大化及城市整体空间和谐的最大化,并由此有效地指导城市现有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中长期城市规划。关于体育活动与城市(体育)空间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罕见。城市居民体育活动系统作为城市日常活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予以重视,并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感知是行为决策的基础,行为构建了空间;反之,空间又制约着人的行为。
这里的感知可理解为人的内在行为,而人们现实表现出的行为则是其相对概念———外在行为。城市体育场所空间结构与居民体育活动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论模型如(图略)。
结束语
体育地理学从诞生至今仅有30年左右的时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目前,该学科仍处于用地理学相关理论研究体育现象的阶段,存在重宏观而轻微观的研究趋势。在回顾和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文)地理学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精华为体育地理学所用,是促进体育地理学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体育地理学微观领域研究框架的设计,应作为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子系统,其具有开放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不断完善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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