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的中国古星图。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图之一，现列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天体仪。显示天球的各种坐标、天体的视运动和亮星位置的铜制天文仪器，其上镶有1449颗星。现陈列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赵光义就下令各个州郡将习天文者押送京城，若有‘隐匿不报者，论死’，前后共有几百人到达京师接受天文学知识的考核，凡是真正掌握科学的天文知识的，即能通过观测数据，能够‘测验步算’出日蚀、月蚀、八节、二十四气者得以留下，而那些以星占之说滥竽充数的人将被刺配海岛。在中国文化处于高峰的北宋前期，最高统治者能主动打击星占学，证明将古代天文学说成是星占学是根本不对的。”
当记者向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求证古代天文学是否就是星占学时，他用这样一个故事引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中国古代天文学采用的方法是用已知推未知，和现代天体物理学一致，二者只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
李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古代的宇宙学模型很早就有，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就出现了宇宙学家邹衍，他在《史记》中被司马迁放到《孟荀列传》中，但是叙述其事迹的内容比孟子还要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说明司马迁对邹衍是相当重视的。大概正是邹衍提出了“盖天说”。
“盖天说”是一种天地模型理论，邹衍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与地一样大，大九州有千万里广阔，而天地之见高度相距十万里，二者是平行的，后世称为“盖天说”(实际应该叫平天说)。
后来《周髀算经》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已经有了天文宇宙学完备的科学著作，此书托名周公所作，实际上它是西汉末年的作品。在《周髀算经》一书中，古代天文学家已经提出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天体物理学体系，只是这部书虽是当时“混天说”理论体系取代“盖天说”理论体系之后的产品，但仍然采用的是平天模型，其中北天极是轴，天以昼夜为周期平转。
当时汉武帝时期的洛下闳早已提出混天说，认为天是个球壳包着地，球的下面一半是水，大地是一个平面漂在水中，天带着太阳动，这种思想提出天有一半在地下，对人们思想意识上震撼很大，但没有宗教思想也不涉及到政治，只是一种新的宇宙观。司马迁是主张盖天说的，钦天监中的一些天文学家和司马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汉武帝命令司马迁采用混天说。
虽说《周髀算经》的理论体系比较落后，但是书中根据平天说的宇宙模式，也有测量仪器和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数学方法特别是勾股定理。这种思考模式和现代天体物理学思考模式一致，关于上帝创造，鬼神之类没有一字，序言中说，“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将尺寸而度，采用的方法是用已知推未知，和现代天体物理学一致，二者只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认识论方面一点不差。
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欧洲古代天文学包含相同的三个方面，很多看似奇异的天象实际上是可以用数理逻辑来解释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宇宙天地的物理模型；二是测量计算的方法，和历法有关；三就是星占，它和物理原理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荧惑守心，意思是火星靠近了心宿二(一颗恒星的名字)，就预示着君主要有灾难，再如彗星出现就表明有战争要出现，这实际上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星占学不太关心普通人的命运，主要讲军国大事，与西方个人和天象关系密切的观念颇不相同。中国古代天文学包含这三个方面，与欧洲古代天文学也同样包含这三个方面，所以二者没什么根本差别。
古希腊天文学家建立了地心说，但是地心说是不具有现代物理学内容的，也没有力学原理，主要有一些推算。到了公元2世纪，托勒密写出完备的地心说著作，但只能按照观测数据建立公式，进行推算而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推算能力并不比古希腊低，而且记录的精确和详尽程度还要高于希腊。利玛窦到中国以后，中国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而西方发展较快的几何推演能力也是以精密的测量为基础的。所以说古代天文学，中国欧洲没有多大区别。
将中国古代天文学说成是星占学是搞混了概念，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会出现自然现象的重复，比如在某一个时段内，全球会出现水灾地震频繁的现象，可能是一种规律性的重复。出现的原因确实与月亮和行星运动有关，它们会影响潮汐以及地球的大气环境，由于中国古代使用天干地支，以六十年甲子为一个周期，而60又包含2、3、4、5、6、10、12、15、30、60等公约数，所以不同时期规律出现的天象，会在60年内集中重复，这些看似奇异的现象实际上是可以用数理逻辑解释清楚的。
我国古代天文学从来不乏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更不能将和王权有关的都说成是服务王权的。
抛开星占家对古代天文现象荒诞不经的解释，其实很多科学家都表现出进一步探索天体运行规律的强烈愿望。比如混天说提出地面之下是半个球体容量的水，便有人研究太阳进入水中的冷热问题，三国的刘洪、南朝的何承天等人就提出太阳进入水中时，周围的水会被烤干，太阳经过之后水会自然填充过来。
再如在晋代出现的托名孔子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也反映了先民对太阳与地球距离的思考。对于古人以自然科学探索精神的态度其去研究天象，其代表就是持续至少五百年的“四天腾沸”大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想弄清楚盖天说、混天说、昕天说、穹天说四种宇宙观哪个更科学。从公元前1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唐代，参与的人群也相当广泛，有大量的儒生参与讨论，我们所熟悉的古代科学家王充、葛洪等人也名列其中。这些在《晋书》、《隋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很多知识分子自己都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比如朱熹就在自己家里搞了一个小混天仪。
在中国古代只能说是神权服务于王权，神在中国有三个概念，其中之一指的是上帝，此上帝和欧洲有很大的区别，他的智慧能力非常有限，有的甚至是普通人通过修炼便可达到这种境界，而且这种“帝”有时往往很多，比如古书中常有“群帝”这个概念。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神。
天文学在古代是由皇帝为首的朝廷来管理的，这与其对研究条件要求较高有关，只有具备很好的条件才能进行系统性研究。但绝不能以此就推出，它只为王权服务，中国代表性的伟大君主，都不太信神，比如康熙、忽必烈等。当然，祭祀中一些人格化的神在他们的信念中还是有的。著名的梁武帝是信佛的，可是他还会去参与“四天腾沸”的大讨论，和大臣、儒生争论不休。
再如月食的问题很有代表性，由于中国古代的“混天”说存在理论缺陷，所以对于月蚀这种现象一直无法被科学地解释，历代很多大学问家都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张衡的《灵宪》、朱熹的《朱子全书》、元代赵友钦的《革象新书》中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但是由于没有地球的概念，所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西方的地心说传入，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实际上地心说对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是很大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争辩，后来日心说传入，同样没有天文学家去反对，皇帝也没有反对，这证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心态是以努力探究自然科学规律为目标的。它和欧洲教权、王权结合，宗教控制王权的形态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必须尽量剔除阶级斗争史观在头脑中的影响，不能把和统治者发生关系的都说成是服务于王权的。
由于宇宙论的思维是任何伟大文明的文化基础的重要成分，在中国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础。所以对中国宇宙学史的正确诠释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
李志超，1935年生，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物理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主讲高级物理实验课、光学光谱学、中国天文与物理学史、中国科学思想史、儒学史等课，著作有《天人古义》、《水运仪象志》、《国学薪火》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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