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松(左三)董兆乾(左一)随澳大利亚南极局官员出发前往南极大陆前合影。
张青松，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是最早登陆南极大陆考察的两位中国科学家之一，也是在南极大陆越冬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
1980年1月至3月，中国两名科学家被派往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度夏考察，他们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青松。他们途中访问了美国的麦克默多站、新西兰的斯科特站和法国的迪蒙.迪维尔站。在凯西站，他们进行了综合考察，采集了南极样品，拍摄了大量照片。1980—1981年，张青松再赴南极大陆，前往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站越冬考察，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南极越冬的科学家。1984年-1985年，张青松参加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的选址和建设，担任科考队副队长和长城站副站长。
2009年1月20日，中国采访了张青松研究员，他以亲身经历忆述了29年前中国第一次派科学家登陆南极大陆考察的历史背景及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派你和董兆乾作为最早登陆南极大陆考察的两位中国科学家，还记得接到任务时的情景吗？
张青松：当然记得。那是1979年12月19日，我正在青岛进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总结，突然收到地理所发来的加急电报：“火速归京，有出国任务”。我当时就愣住了，离开北京才10天，之前一点信息未得到，让我去哪里呢？
21日，当我赶到北京，业务处左大康处长告诉我说，应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政府决定派我和国家海洋局的一位同志去南极凯西站访问考察，1月6日出发，时间约两个月。时间非常紧。怎么去？去干什么？不清楚。具体准备工作让我同院外事局和海洋局联系。
中国：从行程紧张程度上看，这一考察任务是应急的安排？当时为什么选派你们两位？
张青松：我当时不清楚，现在也不十分明白，怎么会让我做中国南极考察第一人。后来只是听说，11月底或12月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向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教授转达，澳政府希望邀请二名中国科学工作者到澳大利亚南极站考察访问，后来商定科学院和海洋局各派一人。
当时从选人上来讲，中科院兰州冰川所的谢自楚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学习极地专业的。当时谢自楚在珠峰地区考察，不能按时赶到北京出发。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谢自楚教授常和我开玩笑说，我抢了他的差事，呵呵，我说我没有抢，我也是临时接到上面的任务。
因为时间紧迫，院里决定在京区研究所遴选。优先考虑四条：身体健康，有野外工作经验，英语好，政治可靠。许多单位都为之争先，结果落到了地理所。所内符合条件的人很多。他们或者有重任在肩，或者一时回不来北京。我身体比较好，有青藏高原考察经验。可是，我不是党员，有讨厌的台湾关系。我的英语受益于所内办的英语口语班，老师是年届7旬的郑度同志的父亲郑老先生，结业时我在全班12个学生中名列第一，算是“英语好”的凭证。作为人证，地貌室主任沈玉昌先生向所领导表示：“张青松的英语比我好”。这样，我就以身体好，工作好和英语好“三好”和“一可以”(政治上也可以，台湾关系暂时不计较了)的资格获得到了这一个名额。
中国：作为中国第一批去南极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在接受这一任务时，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张青松：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此之前我知道国家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过“上天、下海、登南极”的口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登南极”的任务会让我去执行。在当时看来去南极考察就是探险，英文名词叫Expedition，而我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我想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
可当时自己对南极洲的了解很少，时间又那样紧迫，心里还是很不踏实。还好，当时各方面对我支持和鼓励不少，比如《地理知识》(2000年10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的郑平、张庆祥同志就把他们收集出版的南极资料给我阅读；国家体委和地理所、动物所、植物所等同志给我准备了高山野外装备和科考工具；人民画报社的摄影师教我如何拍好照片……短短的时间里，我加紧准备和学习……
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悉：1979年11月28日，新西兰飞往南极的一架DC-10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机上20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南极大陆风大，气候恶劣，飞机失事率高。我没有把这些信息告诉妻子和家人，只是在给党支部的信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次南极之行，我一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顺利归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就让我永远留在那里，作为我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考察南极的标记。”
就当时而言，第一次参加南极科学考察，确实是一次生死未卜之旅。
中国：据说此次南极科学考察，澳大利亚政府给与了很大的帮助？
张青松：是的，为期两个月的南极考察是由澳大利亚的南极局长麦科全程陪同的，他给我们的热情帮助，让我们非常感动，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友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南极考察行程，澳大利亚政府做了非常精心周到的安排，澳大利亚考察队员赴南极都是乘船去乘船回，而这次却安排我们乘大力神飞机去，一趟要耗费16万澳元，期间还安排我们访问美国站、新西兰站和法国站。在我们考察期间，麦科局长对我们两位中国科学家的照顾和指导非常细致和周到。至今回忆起来，我都非常庆幸遇到这样一位好局长。
我们在澳大利亚凯西站考察时，站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把我们视为大家庭中的一员，考察期间，我们可以使用一切需要的设备，也得到每个队员的热情帮助。在澳大利亚凯西站考察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已经和一批队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时给我们送行的队员，有的还流下了眼泪。在此之后，澳大利亚的南极局还组织了多批中国科学家，如谢自楚、秦大河、卞林根、孙松等，前往澳大利亚南极科学站考察，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南极研究的领军人物。
中国：此次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南极考察之行，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
张青松：最令我难忘的是归途中遭遇南大洋西风带的风暴。我们乘坐的“塔拉顿”号运输船离开法国站不久便遇上了低气压强气旋。40米/秒的狂风，20多米高的巨浪，“塔拉顿”号变得像一片树叶。我起不来床，两手紧紧抓住扶手躺在床上随着船体颠簸摇晃，背部皮肉都给磨烂了。无法饮食，不断呕吐，多亏老董每餐带给我一些苹果充饥，难受呀！风浪稍小，我登上驾驶室询问一夜航程多少？“塔拉顿”号几乎原地未动！原来此时“塔拉顿”号不能侧风向北，必须向西顶风开进，否则船体有倾覆之灾。上帝啊，这样折腾还不被折磨死？我当时真是庆幸去南极考察时乘坐的是飞机，这种乘船穿过西风带的感受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的念头就是我再也不去南极洲了。可是当风暴过去后，一切风平浪静，想起南极大陆的神奇和美妙，再去南极考察的冲动就会重新爬上心头。
中国：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南极考察之行，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张青松：要说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我和董兆乾作为中国南极考察的先行者，感到很幸运，也很光荣。但是我们却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南极考察的迟到者！
在我们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对南极洲的了解非常少，资料也不多，我们心虚得很。在考察的过程中，我和老董没日没夜地学习，翻阅南极资料，每天睡觉的时间很少，真是如饥似渴啊。我记得，当我们达到新西兰基督城的第二天，当地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们，为什么中国要来南极考察，中国南极考察的现状怎么样,中国对南极洲有什么打算？记者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这些提问，我们只能按照外事局给我们规定的口径给予笼统的回答，限于英语水平和极地知识，我们也不可能多说。
顺访美国麦克默多站、新西兰斯科特站和法国迪尔维尔站时，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不明白我们这两个中国人来南极大陆究竟要做什么。通过交流，尤其是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他们明白：我们中国人是为了科学的目的开始南极研究的，中国对南极洲没有领土要求。
在考察期间还有一点感受非常深切，南极考察需要建设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学考察站，才能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这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做支撑。中国作为政治大国，要想在南极地区取得话语权、决策权，必须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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