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裴秀（公元223-271）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由于才华出众，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赞赏。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领导和组织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篇，这是中国和全世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为了便于应用，他还将一幅篇幅过大（用娟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比例尺1：1，800，000）的《地形方丈图》，图上载有名山都邑，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裴秀少年聪颖，八岁能文，时人称赞他“后进领袖有裴秀”。他的叔父裴徽才冠一时，慕名拜访者都不忘同时一瞻裴秀仪容。
裴秀年轻时袭父职为魏国清阳亭侯，后升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他曾力劝司马师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继位后，裴秀得到重用，官拜尚书令，不久又升任司空（宰相），兼任地官之职。地官一职使他接触到大量地理及地图资料。当时的地图绘制粗略，有些甚至怪诞离奇，不符实际，更谈不上比例、方位。裴秀发现，就连《禹贡》中的山川地名也多有变易，不能作为依据。他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苦心研究终于创造出“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理、高下、方邪、迂直），不但能使用比例，而且能标明方位、道路的曲直和地形的高低。“制图六体”与现代的绘图法相比，除经纬线和投影外，其他方面都扼要地提到了，这一制图法被历代绘图家沿用了一千二百多年。裴秀还使用“制图六体”原则，编制出包括山脉、河流、疆域、区划、城乡聚居、水陆交通等在内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成为中国绘图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当时，有一幅旧《天下大图》竟用了十八匹绢绘制而成，占满客房墙壁后，双挂满了院墙。裴秀深感不便，于是又用方格缩小地图的办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将旧《天下大图》缩小在一匹娟上，更名《方丈图》，使用起来大为方便。
武帝泰始七年（271）病故，时年四十八岁。遗著还有《易论》、《乐论》、《春秋土地名》及文集三卷。
裴頠（267-300），字逸民，裴秀的次子，西晋闻喜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晋太康二年（281），裴頠出任太子中庶子，后升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将军、侍中、尚书左仆射等职。元康元年（291），因诛杀杨骏有功，受封为武昌侯。他思维精敏，辞论丰博，敢于独持异议，时人誉为“言谈之林薮”。他又淡于名利，虽然与权臣贾充有亲戚之谊，但仍力主任人唯贤，反对重用外戚。在钦命他担任门下事这一要职时，他曾两次上疏，力谏另选高明代替自己。因此，虽然他身为贵戚，仍受到尊崇与爱戴。
西晋时代，唯心主义玄学盛行。以王弼、何晏为首的玄学派提出了“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论点。裴頠不为时流所感，独树一帜，写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著作《崇有论》，有力驳斥了“贵无”派唯心主义玄学谬论，提出了‘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是本体的唯物主义论点。《崇有论》推理严密，尖锐有力，是古代议论文的典范之作。
裴頠主持正义，公正不阿，坚决反对献媚取宠的赵王伦，后来，伦为夺帝位，排除障碍，将他杀害，殆时年仅三十四岁。除《崇有论》，还著有文集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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