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ni Ballour本会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还是学生的她开始救治伤员。她的第一个病人是她11岁的邻居，因头部中枪而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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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i Ballour非常惧怕吵闹的噪音，不管是雷声、飞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声，还是敲门声，因为这些都会唤起她痛苦的回忆，2018年，叙利亚内战正酣，在战斗机的轰炸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她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
土耳其加齐安泰普(Gaziantep)，这位32岁的儿科医生落脚在了一间简陋的两室公寓里，即便已经远离战火，她还是无法放松下来。寂静中，她回忆起了那些被她称为“我的孩子”的年轻病人，他们有的幸存了下来，但更多的没能活下来。
从2016年到2018年的两年里， Ballour在她的家乡、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东古塔（Eastern Ghouta）管理着一家被称为“洞穴”的地下野战医院。在那里，她目睹了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化学武器和氯气炸弹的投用，对医院的空袭，以及针对避难所和受伤人员的袭击。
“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 Ballour说道。“想象一下，你是空袭的受害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然后又在那里被炸。医院被袭击了很多次。到底有多少次呢，我根本数不过来。”
在被称为“洞穴”的地下野战医院， Ballour抱着一位年幼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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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ur要管理着约100名工作人员，“洞穴”医院所在的东古塔小镇已被终于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军队包围，多年来，食品和医疗用品等基本物资被限制或禁止进入叛军控制的小镇，这是阿萨德“要么饿死，要么投降”策略的一部分，因此Ballour等人不得不走私物资。
从2015年9月开始，在阿萨德的战机和俄罗斯的战机的轮番轰炸下，医院被迫转入地下，进入到迷宫般的隧道和掩体中。
Ballour参与演出了国家地理纪录片《洞穴里的医院》，该片由Feras Fayyad指导，Kirstine Barfod和Sigrid Dyekjær出品，入围了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尽管最终惜败于《美国工厂》，但它仍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片。2018年，Fayyad曾凭借《最后的阿勒颇人》获得奥斯卡提名。《洞穴里的医院》讲述了纷飞战火中，Ballour在地下医院努力为伤员提供治疗和安慰的故事。
Ballour的家中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她是最小的女儿，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渴望“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不想像姐姐们那样做家庭主妇。她一心想学机械工程，于是考入了大马士革大学。但迫于流言的压力，以及父亲对她计划的反对，后来她转学了医学，“在人们看来，儿科医生或妇科医生似乎是更适合女性的职业，”她说道。
Ballour选择了儿科医生，她并没有在意那些反对者的嘲笑:“一旦结婚，学位就挂在了厨房里。”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了。
2011年，当阿拉伯世界和平抗议浪潮席卷叙利亚时， Ballour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还有一年就要毕业。抗议活动很快来到了东古塔。 Ballour参加了示威游行，但没有告诉家人，她觉得父母“肯定会反对，因为他们很害怕我会遇到不测。”在另一场抗议活动中，她拍摄到了一些简短的视频片段，但她太害怕了，不敢传播出去。“我害怕被拘留，”她说道。尽管如此，这样的经历还是令她非常振奋。感觉“就像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阿萨德家族（巴沙尔和他的父亲哈菲兹）已经铁腕统治叙利亚超过40年。Ballour小时候就知道，“有些事情禁止以任何方式谈论，提到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名字时，只能赞美，(因为)隔墙有耳。”她只听人们小声议论过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在那次为期很短的伊斯兰叛乱中，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部队杀死了数千人，包括叛乱分子和平民。“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哈马大屠杀的事，他们应该告诉我们。”她说道。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接替父亲的职位时，Ballour想知道为什么叙利亚人不选举一个姓不同的领导人。“当我问及此事时，我被告知要保持安静，以免有人听到，”她说道。“真的非常可怕。”
叙利亚政府对抗议活动进行了暴力镇压，用棍棒殴打示威者，并向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和实弹，随着局势不断恶化，Ballour也被卷入其中，但不是作为抗议者。在叙利亚革命的早期，安全部队经常会到医院追捕受伤的抗议者。那些寻求治疗的伤员随时可能被拘留，可能最终会消失在地牢网络中，甚至是当场被杀。在家庭、清真寺和其他地方，秘密的野战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Ballour还记得，她的第一个病人就是在抗议中受伤的邻居。那是2012年末，她刚刚毕业。“他是一个头部中枪的孩子。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他已经死了，”她说道。“他只有十一岁。”
Ballour做无偿志愿者时，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在一所野战医院救治伤员，这家医院位于一幢部分建成的建筑物里，政府原本计划把它建成一所医院。她是在那里工作的两名全职医生之一。另一位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Salim Namour。他比巴罗年长26岁，一名普外科医生。Namour记得在Ballour毕业后不久就遇到了她。“她做了自我介绍，表示愿意帮忙，”Namour回忆说。“许多有经验的医生都逃到了安全的地方，但这位年轻的毕业生愿意留下来帮忙。”
Ballour没有受过创伤外科医生的训练，但大量的伤亡迫使她迅速学习。
当时，医院只有一个手术室和一个地下急诊室。它很快就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地下避难网，当地人称之为“洞穴里的医院”。医院增加了儿科和内科等病房。更多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加入了进来。医院的运作主要依靠从前线附近的损毁医院获得的机器和设备，以及散居海外的国际和叙利亚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走私医疗用品。
Ballour不是创伤外科医生，但当伤亡人员到来时，即使是兽医和验光师也会上阵为伤者治疗。她必须快速学习，不仅要学习急救医学，还要应对这场恐怖残酷的战争。她目睹的第一起大规模伤亡是烧焦的尸体。即便几年后，她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的气味，其中一些人还活着。”实在太悲惨了，当时我只是一个应届毕业生，还没有经验。我太震惊了，甚至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后来我目睹了更多的杀戮和伤亡，不得不打起精神，开始工作。”
2013年8月21日，Ballour和同事们受到了一种新的恐怖袭击的威胁:化学武器。沙林毒气袭击东古塔，造成数百人死亡。Ballour回忆说，她在深夜冲进医院，小心翼翼地从人们身边爬过，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人们呼吸困难。每个人情况都很危急。一个病人眼看就要窒息而死，其他人也都无法呼吸。我们救了能救的人，没能及时赶到的人都死了。我们无法救下全部的人。”
2013年8月21日，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数百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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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有12名医生为困在东古塔的约40万人提供服务，Namour从中选出了三人组成了一个地方医疗委员会，成员包括两名牙医和一名验光师。并非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在这个洞穴医院工作，但是他们一致决定选出一个医院管理员，任期六个月，后来延长到一年。2015年底，Ballour决定竞选这个职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名管理者，尤其是为什么要拿我的性别作为攻击点。我是医生，他们(前两位男性管理者）也是医生。从医院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里，我知道它需要什么，我有扩建它的想法，我有计划。”
她的父亲和哥哥反对她参选，因为Ballour已经在洞穴医院里度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我父亲担心我，但我不能回家，”Ballour说道。“医院没有足够的医生。父亲告诉我，人们不会接受我，我将面临很多问题。第二天，我还是报了名，并如愿成为了医院的管理者。”
Ballour在2016年初上任，几个月前，随着俄罗斯空军进入东古塔上空，空袭加剧。一些入院病人和他们的亲属对我的上任表示强烈抗议，这也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听到很多男人表示，’什么?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男人了吗？非要任命女人吗?’ 一个女人。他们甚至不说女医生，而是女人。”
俄罗斯对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东古塔发动空袭，浓烟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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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ur身材娇小，举止温柔，她的长相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她无惧与保守男权人士(主要是病人和他们的亲戚)进行斗争，后者质疑她管理战时医疗设施的资格。
“过去，我总会义正严辞地回击，”她说道，她指的是那些告诉她应该待在家里的男人。我不会沉默，因为当你是对的时候，你就是对的……有些男人会说这很危险，这个地区被包围了，工作很艰巨，所以应该让男人去做。为什么?女人也能做到，我做到了。”
她的努力得到了医院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包括Namour。“我不能接受这种(父权式)谈话，”他说道。“我告诉男人们：我们需要她的时候，她和我们坚守在一起，日夜工作，而我们都知道，一些男医生逃到了安全地区。你觉得谁做得更好呢?这不是性别问题，而是行动和能力问题， Amani医生让医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改变。”
Ballour 扩大了洞穴医院的规模，加深了掩体，并挖开了通往镇上两家小诊所，以及通往墓地的隧道。“我们需要埋葬死者，但在地面上行动太危险了，”她说道。“我们无法在地面上移动。”
攻势仍在加强，轰鸣的战斗机不时从头顶飞过，Ballour本有机会从隧道离开，但她并没选择离开。“我怎么能离开呢?”她说道。“如果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我为什么要学医，为什么要关注儿童?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在想离开的时候离开。”
化学武器袭击后，儿童们接受急救。“氯气的气味扑鼻而来。”Ballour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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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伤亡人数攀升到三位数。这家医院多次成为空袭目标，一间病房被毁，3人死亡，多人受伤。有一次， Ballour刚走出病房，炸弹就在她身后爆炸了。“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走廊里满是悬浮在空中的厚厚的灰尘。当一切恢复正常后，她发现了死去的同事:“他们的身体都被炸裂了。”
救护车也被击中，救援人员在抢救伤员时死亡。2018年2月，阿萨德在东古塔实施了最后一次武装推进，包括一次氯气攻击。“氯气的气味扑面而来，”Ballour回忆道。“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时的情景，我们是怎么生活的，但我想让人们明白我们为什么离开。人们又累又饿。许多人投降了，包括放下武器向政府军投降的士兵。军队正向我们逼近。他们离我们不远，一旦被抓，很可能会被杀，所以我们不得不逃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随后报告称，叙利亚及其盟军在围困和重夺东古塔期间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报告还称，阿萨德在东古塔的作战方式是非常“野蛮和原始的”，是“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困，持续了五年多”。
2018年3月18日，Amani Ballour和她的团队疏散了伤员，放弃了医院，但在此之前，医生走遍了每个房间，郑重地做了告别。“我想到了所有来过这家医院的人。当那座后来成为医院的大楼开建时，我还是个孩子，后来我在里面工作了六年。我们在那里被围困，被袭击，在那里拯救了生命，也失去了生命。我在那里有很多回忆，大部分都令人心碎，但也有美好的时光。离开医院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痛苦。”
2018年3月18日，Ballour和她的团队被迫疏散伤者并放弃洞穴医院。“离开医院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痛苦，”她说道。
她什么都没带走，那件珍贵的白大褂也留了下来，那是她读医时穿的。“它太血腥了，我不能把它带走，”她说道。“但这件白大褂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Ballour和几名家人及同事，包括Namour，最初逃到了大马士革郊区的扎马尔卡（Zamalka）附近，但那里也遭到了炮击。十天后，Ballour再次启程，这次的目的地是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伊德利卜省（Idlib），那里是反对派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她以前从未去过伊德利卜，在这里，她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但是还是没能逃过躲过空袭。
她自愿帮助一名乡村野战医院的儿科医生，但在那里呆不了几个小时。“当我看到伊德利卜的孩子们时，我想起了曾经救治过的孩子和他们的遭遇。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我心理和生理都感到非常疲惫。”
Ballour搀扶着一个小女孩进了医院。“有些孩子我无法忘记，”她说道。“忘记它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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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厌倦了听到伊德利卜的一些人(主要是伊斯兰武装分子)指责她和东古塔的其他人向政权“投降”。在伊德利卜呆了三个月后，她于2018年6月逃到了土耳其的加齐安泰普。她嫁给了德拉（Daraa）的一名活动人士，她在东古塔时和他有过联系，但在那之前从未见过面。
现在，她安全了，但她并不快乐。冬日的阳光从她公寓的窗户透进来。她不再生活在地下，但在异国他乡，作为一名难民，幸存后随之而来的负担感，以及对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的回忆，尤其是孩子们，这一切都压得她喘不过气。
“他们就在我眼前，”她说道。“有些孩子我无法忘记，也不可能忘记。儿科病房收治一些孩子有的需要治疗某些疾病(哮喘和其他疾病)，后来又在战争中受伤。他们与我很熟悉，就像家人一样。治疗时，我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有时我会崩溃，真的会崩溃。”
她仍然会做噩梦，每一声巨响都会让她想起轰鸣的战机。雷雨天，如果丈夫不在家，他会打电话给她，让她放心，说那不是空袭。她回想了与一些年幼病人的对话，比如5岁的Mahmoud，他的一只手被弹片炸断了。那天我哭了很久。还有一个小男孩，他的一只胳膊断了。“我还能听到他向我哭喊，请求我帮助他。”
在叙利亚时，她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感觉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Ballour说道。“在这里，我有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她每天都在一个叙利亚妇女组织做志愿者，学习英语，希望移民到加拿大，但几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老实说，’难民’一词非常沉重。我爱我的祖国，我的家，我在叙利亚的生活，我对它的记忆，但为什么我们成了难民?人们应该问问’难民’这个词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逃离。我是一个难民，因为我逃离了压迫和危险。我不想离开。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宁愿留在东古塔。我们遭遇了围攻和轰炸，在那里坚持了六年，我们也不想离开。那是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希望那些把我们当作难民看待的人问问我们逃离了什么，为什么离开。这是个痛苦的字眼，但我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
Ballour打算继续行医，但不是当儿科医生。她打算转到放射科，“从心理上说，我再也无法看到病人，尤其是儿童，”她说道。Namour非常理解这种情绪。“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大部分时间在手术室度过，经历过那些苦难后我们幸存了下来，我们目睹过东古塔惨无人道的战争，现在，我无法面对血，甚至无法呆在手术室，”他说道。“对我来说，手术也是一种技术，就像画家的工作一样。我们挺过了那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Ballour正在寻找其他方法帮助她的人民。她参与了一个名为Al Amal(希望)的组织，以支持冲突地区的女性领导人和医疗工作者。她大力倡导帮助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他们住在叙利亚境内的帐篷里，还有数百万人流落在叙利亚境外，成为了难民。
新闻上已经鲜有叙利亚战争的报道，但Ballour决心让人们了解她在近9年的战争中所目睹的暴行，这场战争远未结束。她说:“我不想讲那些让人们哭泣难过的故事，我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仍然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然后是有关正义的问题。她的父母不敢告诉她有关哈马大屠杀的事情，现在她是一名女医生，决心将东古塔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更多信息公之于众。“我必须把这份证词交给那些有朝一日有望让政府为这起罪行负责的组织，”她说道。“我见证了那起袭击事件。它的确发生了。”
“有一件事能够帮助到我，那就是认识到我们是对的，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因为我们敢于反对不公正，”她说道。“我问心无愧。我对人民负有责任，我竭尽所能付出了一切。但有时我会后悔离开叙利亚，感到自责，后来我觉得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内心矛盾的真实感受。我试着去帮助他们，这反过来也帮助了我，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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