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也吸引着国际舆论的目光。
英国把中国城市化进程形容为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实验”。而按英国的说法：伴随城市化的巨大农村人口的转移使中国没有案例可循，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诸如住房短缺、工资低下、犯罪率激增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重要课题。
“能否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近年来经济持续飞速增长的势头。”美国坦言。
“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福利”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铺就50亿平方米的道路，建造170座快速交通体系(是目前全欧洲的两倍)；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拥有5万栋摩天大厦——这相当于每年建造2个芝加哥城。
无疑，“城市化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的一个补救方法。”但接着表示，中国城市的主要“生力军”之一——“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所限，无法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他们也很难参与扩大中国的内需。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香港同时也注意到了“高房价”等阻碍农民工进城的障碍。“棚户区不能称之为家，”该报说，地方政府应该按规定留出70%的现有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翻新棚户区，建造普通住宅。
“如果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且愿意这么做，它们还是能做到的。”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廉租房，使他们能够和家人一起，在城市里扎根；其次把大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向农民工开放，以解决医保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最后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引导官员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
要为这些措施埋单，外媒建议，“征收房地产税”可以成为方式之一。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房产的市场价值来征税。有了这笔钱，便可以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服务。
“新土地改革可能难以避免”
房地产税所牵涉的，正是中国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另有外媒建议，由于中国税制结构不成熟，征收房产税不如征收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与城市土地相比，中国耕地的流失更应引起关注。
法国巴黎银行主管弗莱德里克·赫维特说，中国过去8年中每年损失1%的耕地，相当于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国土面积的总和。
这些流失的良田、草地和林场被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所取代。印度引用印度有关专家的话说：导致中国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几乎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都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不拥有土地，而将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再由国有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则意味着“利润”。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建议说，中国需要让土地“流转”起来。郑永年表示，鉴于很多农民已经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其使用权就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达成农业的规模经济。而在“流转”过程中，城市居民要从“房奴”或者“蜗居”解放出来，也可考虑获得“流转”土地。不过，“流转”之前，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
“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彻底改观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郑永年说。
“用城市生产率取代GDP”
而与开发相伴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引发的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也引起了外媒注意。
路透社指出，“欲速则不达，犯错将在所难免”。这主要是指，“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些城市还没有机会自然地内生成长，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城市将十分杂乱无序”，文章并称，“官员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节能或生活质量问题，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设再建设”。
美国媒体预测，中国城市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可能增加一倍；对水的需求可能增长70%至100%。由此，感慨，在新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中，中国应该反思现有城市化模式的缺陷，回到城市化原初的出发点，把人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让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柔软、柔软、再软些”。
具体措施上，麦肯锡全球学会高级研究员则建议用“城市生产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把国有和民营企业能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加强对资源需求的管理，不能简单地根据需要建设供应设施。比如，通过引入高峰电价上涨、放开汽油价格、采用节能技术等措施，使城市能源需求增速减缓，可能对石油的需求每天降低400万桶以上。
美国已发现，这种综合性的“城市生产率”模型在中国部分城市已有借鉴和应用。比如，武汉自2006年以来推出了先进透明的绩效管理体系，使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
“当然，中国的新城市经济要想长期持续地发展，需要有一大批中国城市采取提高城市生产率的措施，而不能仅仅是其中几个有远见的城市。”美国媒体称，“现在就落实这些措施要比未来才试图解决问题要付出少得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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