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概况
傈僳族人口数为634912人（2000年），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丽江、德宏、楚雄、保山、大理、临沧、普洱等州（市）以及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全国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分布。他们多数与汉、白、彝、纳西等民族相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傈僳族既是他称也是自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朝时期的著述。时人樊绰在《蛮书》中称之为栗粟，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到明代仍把傈僳看作是罗罗（彝族）的一个分支，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傈僳这一名称，除有关史籍用字稍有不同外，1000多年来沿用至今。
傈僳族居住地区峰峦重叠，百川汇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自西向东分布着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分流其间，形成南北走向的闻名于世的高山峡谷区。河谷和山巅相差达3000米，气温悬殊很大。从山脚到山顶分属热带、温带、寒带气候，垂直分布明显，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河谷两岸常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7℃至21℃之间，平均年降雨量为2500毫米。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北方的动植物能沿着高寒山脊向南渗透，南方的动植物能沿着暖湿河谷向北分布。因此，这一带被称为我国南北动植物交汇的十字路口，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种林木及植物多达数百种，珍稀树种有秃杉、黄衫、红豆杉等，经济林木有油桐、漆树、核桃、板栗等。原始森林中栖息着虎、豹、熊、马鹿、孔雀、鹦鹉、犀牛、野牛、水獭、飞鼠、獐、麝、大灵猫、小熊猫、金猫、猕猴，以及稀有的白尾梢红雉、灰斑角雉、环颈雉等珍禽异兽。山货药材有生漆、黄连、当归、鹿茸、麝香等。矿产主要有金、银、铁、铅、锌等数十种，兰坪铅锌矿为我国特大型矿区之一。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的水能装机容量为857万千瓦，水能蕴藏量为1226万千瓦，占云南省总蕴藏量的11.6%。旅游资源也很丰富，有闻名遐迩的怒江大峡谷奇观，有石月亮、江心松、高山湖等神奇迷人的自然风光以及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这里还是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景观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傈僳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是语言比较统一的民族，内部没有语支，方言分怒江、禄劝两个方言。怒江方言又分为两个土语。各种方言、土语的语法差别不大，词汇也基本相同。因此，傈僳族不论居住在雅砻江流域还是分布于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流域，使用的语言大体相同，相互可以对话。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创立文字，只能口耳相传、刻木记事。20世纪初，维西县傈僳族青年旺忍波创制了共有1030个字的象形文字，这是傈僳族历史上的第一种文字；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傅利叶和克伦族青年巴东以英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出第二种文字，即老傈僳文；1913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省武定、禄劝两县自称傈坡[Li phoj]、他称傈僳[Li su]人的语言，以武定县滔谷村语音为基础创制出了一种格框式的拼音文字；第四种文字是20世纪50年代由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创制、并经国务院批准使用的新傈僳文。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各民族通用傈僳语和老傈僳文。
历史沿革
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
傈僳族世代流传的《创世纪》传说与大小凉山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的创世传说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说明作为彝语支的各个集团，从古代以来便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古代，他们属于同一族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团，后来才形成单一民族。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傈僳与纳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与南亚语系的佤族、布朗族及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均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正好说明彝语支各族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特征。
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还保存着明显的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在这些氏族中有几个氏族名称及其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如虎、竹、鱼等氏族。氏族是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集团，非本氏族成员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称和氏族图腾的，因为氏族成员都公认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鱼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传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古代有着密切的氏族血统关系。即两汉时期的叟、雟和靡、莫之属以及两晋时期的东爨、唐代的乌蛮当中，就包括有傈僳族的先民。
公元1至3世纪，越雟、犍为、台登、邛都、定筰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傈僳族先民叟、雟、濮等部落聚居的区域。这些都属于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这时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3世纪的三国鼎立时期，蜀国管辖下的定筰县（今四川盐边一带）已经有笮、雟、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雟曰雟，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说明当时彝语支的各部落和集团在逐渐发生分化。
8世纪，唐朝为与吐蕃争夺西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积极招抚南诏，并把地处吐蕃、南诏与西川之间缓冲地带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部落的首领都争取过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到复杂的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一名称乃首次出现在史籍中。
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名类》：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雷蛮可能是今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纳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盐源、盐边等地的纳西族还被彝族、藏族称为摩挲，也就是樊绰在《蛮书》中所称的磨蛮、梭蛮。《蛮书》的这段记载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傈僳族和纳西族先民在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状况，并把他们同其他部落集团区分开来。
8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得到唐朝的封赐，唐朝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 。苴嵩死后，子苴骠离年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统领整个部落。这时的栗粟族部落即属勿邓部落统辖，尚未形成较大的、统一的部落组织。
两宋时期，文献上很少有关傈僳族的记载。原因是，北宋立国后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极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事；北宋衰亡，辽、夏、金统治黄河流域，南宋偏安临安，更无暇远顾西南边陲。因此在400余年间，关于这一区域的记载较少。
14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这段记载表明，时人认为傈僳族属于罗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傈僳族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府。
16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受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据《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这时的傈僳族仍衣麻披氈，岩居穴处，利刃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从此制服西番。
元、明时期，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即从青藏高原经四川盆地西缘南迁至云贵高原北部，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的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分别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和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永宁纳西族阿土司、金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维西纳西族土千总的统治。16世纪，丽江木土司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津州（今云南丽江巨甸）、临西（今云南维西）、阿敦子（今云南德钦）和宁蒗一带的统治权，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重负，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开始进入怒江地区。19世纪，恒乍绷、唐贵、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几次起义先后失败后，大批傈僳族整个氏族、整个村寨地相继向西迁入怒江地区，有的继续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有的向南沿澜沧江、怒江经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等地；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迁徙中，傈僳族的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并分散为许多小块，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由于沿边地区和靠内地区的傈僳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不同，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平衡的状态。
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改土归流的结果，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汉、白、纳西等族人进入怒江地区，带去了大量铁质农具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
1907年至1908年，阿墩子（今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奉命两次巡查怒江地区，抚慰各族人民，查免了察瓦龙、康普、叶枝土司的苛派，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同时，他还发出木刻 ，委派数十名伙头管理各个村寨，这是怒江地区设立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开端。
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抵御了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并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使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基本上被摧毁。1928年，云南地方政府开始在怒江地区设立设治局，以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
长期以来，广大傈僳族人民受着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土司、头人和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原碧江县俄夺罗这个不到1000人的山村，新中国成立前10年，就有237个贫苦农民被官府、土司、头人和地主折磨而死。苛捐杂税繁多，仅门户捐一项，这个县平均每人负担玉米42.5斤，占全年粮食总收入的21%。此外还要受奸商、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怒江地区，给傈僳族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
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激起了傈僳族人民的不断反抗。18至19世纪，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抗清斗争。主要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泸水弄更扒、祝老四、枝花扒领导的抗清起义；嘉庆六年（1801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维西恒乍绷领导的以傈僳族农民为主体，包括有怒、白、汉、纳西、藏等族人民参加的抗清武装起义；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今永胜）唐贵领导的武装起义；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北（今永胜）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反土司武装抗清起义等。其中，以1801年恒乍绷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由于傈僳族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使这次起义突出地具有与其他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即他们充分利用社会制度中所保有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关系来发动和组织起义。如起义的队伍编制是在氏族和军事民主制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联络是用氏族的传木刻方式；行动和战斗时，基本上是以氏族部落组织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的，氏族的复仇观念增强了起义群众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然而氏族经济的原始落后性，使他们的眼界较之封建社会下的农民具有更多的狭隘性，也决定了这次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先后消灭了康普土司等大小头目及清朝官兵数千人，迫使清政府查办了维西厅守备及其他贪官污吏，取消了维西各土司的一些封建特权，减免了33个府厅州县的3年赋税和铜课。
进入20世纪，傈僳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1906年，德国探险家布伦胡拍带领两名黑人来到怒江，行抵福贡腊乌村时，由于欺侮勒索当地傈僳族民众，被愤怒的傈僳族人民杀死，两名黑人后来被遣返回国。1907年，法国神甫任安收等在贡山白哈罗横行霸道，他们霸占土地，强派民工，修建教堂，并阻止当地人民信奉其他宗教，这就大大激怒了各族人民。傈僳族与藏、怒、独龙等族人民一道，愤怒烧毁了教堂，驱逐了这些法国传教士。1911年，为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傈僳、景颇等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斗争，给英国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1917年，兰坪县石登、丰登等地爆发了以阿孟扒为首的武装起事。1918年，福贡上帕又爆发了以瓦策为首的反抗事件。1935年，以傈僳族瓦业为首，在福贡地区开展了反抗国民党设治局苛派勒索的斗争，杀死设治局局长，占领设治局达20多天。1941年至1943年，傈僳族人民和汉、傣、景颇等族人民，英勇地抗击了侵入云南西部的日本军队，迫使侵略军不敢越过怒江。他们为捍卫祖国边疆的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我党派遣部分党员到滇西北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建立了滇西北工作委员会。积极争取傈僳族头人上层，得到了碧江、福贡傈僳族上层裴阿欠、霜耐冬等的支持。1950年初，党分别在四个县建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及党的工作委员会。随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碧江、福贡、贡山、泸水，怒江地区获得解放。
历史上，傈僳族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傈僳族社会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形式。
傈僳语称一群由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集团为初俄，即氏族。各个氏族有自己的名称。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有虎、熊、猴、蛇、羊、鱼、鸡、蜂、荞、麻等18个氏族。氏族组织是傈僳族社会重要的联系纽带。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由于战乱、迁徙频繁，其氏族组织逐渐趋于解体。定居怒江地区后，各个氏族散居各地，原来的氏族组织很难得以保持，氏族内部除保存着象征性的共同名称以及某些观念上的联系外，在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已经很淡漠了，只有在进行具有血族复仇性质的械斗时，才显示其血缘维系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家族及村社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傈僳语称家族为体俄。家族有自己的姓氏，有自己的小聚居区域和耕地，有本家族的鬼树和公共墓地。各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族长。家族长多是以本家族内辈份较高、年龄较长、能说会道、较为富裕的男子担任。家族成员间在经济上保持着伙有土地，共同耕作；在生活上则保持互助盖房、换工协作、杀猪共食、男女婚嫁共同出聘礼、共同吃财礼、共负债务和共同承担血亲复仇的义务等等。各个家族就是通过以上这些经济上的合作和生活上的互助，自然地、传统地把整个家族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较为紧密的社会基层组织。
傈僳语称村寨为卡，意即由一群血亲关系相近的人们共同体所居住的地方。每个村社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村社的组成有以下3种情况：以一个氏族内的一个大家族为单位组成；由氏族内的两个家族或多个家族联合组成；由几个不同氏族的家族混杂组成。各个村社有自己的公共山林、猎场、荒地及墓地，本村社成员均有权开垦和使用。同一村社成员间有互助协作的义务，特别是在向土司缴纳贡礼或是村社间发生械斗时，这种原始的互助关系更为突出。每一个村社都有一个公认的头人，而较大的村寨则在几个家族长中公推一个威信较高的担任头人，头人称为实帕。由于村社成员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平等以及各家族组织的相对独立，所以这类村社头人的形成，往往既不能靠世袭，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沿袭传统的习惯，拥戴享有威望的老人担任。其职责是对内排解纠纷，领导生产，主持祭祀；对外宣布械斗，缔结盟约，催缴贡礼，派遣夫役等。在土司统治时期，傈僳族各村寨头人多被指派为大小伙头。国民党统治期间，则被委任为区、乡、保长。基督教传入后，许多头人又担任教会会长、管事等职务。因此，许多头人往往充当了当地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遇到战争时，各个村社都组成暂时的联盟，一旦战争结束，这种联盟关系也随之结束。
过去，傈僳族各村寨之间由于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权威性的权力机构，每当村寨间因婚姻、土地、债务及盗窃等引起纠纷时，常常引起械斗。一旦发生械斗，全村寨的青壮年男子都必须参加，妇女则担任后勤、护理等工作。她们有调停战斗之权，即便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只要一方的妇女奔临阵地，挥裙高呼停战，战斗往往即行停止。习惯上禁止射杀妇女，否则械斗就会延长。
新中国成立前，怒江傈僳族地区，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但占有不集中；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还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所有制形态，基本可分为个体私有、家族共同伙有、家族或村寨公有等3种。其中个体农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家族共同伙有，是原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一种主要形式。家族或村寨公有制作为原始公有制的残余而存在，比例很小。新中国成立前数十年，随着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不断渗入和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土地的逐步集中。部分家族、村寨头人和富裕户，逐步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而一些贫苦农民则失去土地，租佃、雇工关系因而逐渐有所发展。
在怒江傈僳族社会中还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伙有共耕制，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上的原始协作形式。通常由同一家族的几户成员，共同占有和耕种家族公有的部分耕地，或开垦家族公有荒地，同出劳力和籽种，产品按户平均分配。还有一种共耕关系，是参加者在私有土地上进行共耕协作。通常由共耕户共同出土地、劳力和籽种，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但是，比较富裕的农户和村寨头人，往往多出籽种，少出劳力，剥削贫困户的劳力，并进而形成头人、富裕户出土地、籽种，贫苦农民出劳力。这种关系实际上已在向租佃关系过渡。
另外，还有一种简单的原始协作，俗称瓦刷。农忙季节，由主人邀请家族和村寨成员来协助劳动，劳动完毕，主人只招待一顿水酒及苞谷稀饭，不付任何报酬。这本来是一种古老的友好互助关系，不具有剥削性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个人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这种简单的协作就渐渐演变成一种剥削。富裕农户和头人经常利用这种形式每年变相雇工达150至300个劳力，而所支付的酒饭仅及应付报酬的12%至15%。
约自16世纪至20世纪初叶，怒江地区曾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常被视为家庭成员和养子。在日常生活中与主人差别不大，可与主人同起居，共饮食，一起从事各种劳动。有的奴隶还可赎身成为自由农民。主人可以自由买卖奴隶，但无生杀予夺之权。奴隶内部也没有等级划分。这些都反映了早期奴隶制的特点。20世纪初，云南地方政府为了削弱土司的势力，加强自己的直接统治，在怒江地区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因而家长奴隶制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上瓦解。
新中国成立前，傈僳族社会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成文的习惯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旧的不符合现代法律规范的习惯法准则逐渐被取代。现在，村民们多能按照民事调解程序，请村委会、亲戚朋友等前来参与调解裁决。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各村寨制定的村规民约在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傈僳族，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其他民族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靠内地区如丽江、永胜、华坪等地的傈僳族，在19世纪20年代的改土归流后，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农业生产占据主要地位；政治上出现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头目如伙头、闾长、排首、保董等。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由于受彝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影响，民族内部已出现一些中小奴隶主。而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直至20世纪初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由纳西族、藏族、白族土司委派的头人管理；经济上，则以游耕和狩猎为主要方式，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夜尽之，粒食馨，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 。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地区的傈僳族还保持着这种生产生活状态。
风俗习惯
对封建买卖婚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流行在民间的谜语、谚语、歇后语和儿歌等，也是傈僳族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其通常具有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及教育人们为人处事的功能，受到傈僳族人民的喜爱而世代传承。
傈僳族群众普遍信奉原始宗教，它以自然崇拜和灵魂观念为基本内容，以遇疾病灾害时杀牲祭祀活动为其主要形式存在于傈僳族地区。近代以来，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怒江地区，部分傈僳族群众转而信仰基督教，也有少部分信奉天主教。
傈僳族盛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在他们的观念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动植物等都为神灵或鬼魂所支配。因而，山有山灵、树有树鬼、水有水神，几乎一切自然现象都成了他们信奉和崇拜的对象。他们把神鬼分成若干类，主要的鬼灵有院坝鬼（乌沙尼）、家鬼（海夸尼）、山鬼（密司尼）、水鬼（埃杜斯尼）、梦鬼（密加尼）、血鬼（洽尼）、路鬼（加姑尼）、魔鬼（尼拍木尼）和虎氏族鬼（屋豆尼）等30多种。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统治人们的外在的强制力在他们头脑中的虚妄反应。也是历史时期傈僳族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抗争时一种软弱的表现。
在长期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傈僳族中逐渐形成了不脱离劳动的巫师群体。巫师分为尼扒和尼古扒两种，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能看到鬼并用咒语来驱鬼或杀鬼，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有些头人同时就是尼扒。除主持祭祀外，他们还为人们占卜打卦。卜卦有竹签卦、羊骨卦、贝壳卦、鸡卦、猪肝卦等10余种。有的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根据鬼神的大小、栖息的住所和嗜好的不同，要唱各类有针对性的祭歌。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身穿麻布长衫，头戴大斗笠，斗笠上捆着2只大山羊角，背上背着长刀，长刀上盖1块毛毡或麻布，手里挥舞1根长竹竿。
傈僳族的鬼神观念简单，但较为独特。一方面，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并且相信宇宙中一切万物都是由天神（米斯）和精灵（尼）所支配和左右，因而敬畏米斯和众尼，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另一方面，在祭祀过程中，又显示出一种蔑视鬼神的态度，如用言辞严厉地抨击尼。如干旱时先祭龙祈雨，如再旱则举行骂龙仪式；有人生病时先祈求诸尼，再不愈则骂尼，驱尼治病等。
云南傈僳族的氏族图腾，有虎、熊、猴、羊、蛇、鸟、鱼、蜜蜂、荞、麻、茶、竹、柚木、霜、火等20多种。傈僳族还把火、霜作为图腾加以崇拜。有的氏族虽以动植物命名，但并不把它们作为崇拜对象。如鱼氏族是由于这个氏族的成员善于捕鱼而得名；荞氏族、麻氏族则是因长于种植荞、麻而著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图腾崇拜逐渐减弱，或者只保留某些象征性的残余形式了。
20世纪初，基督教和天主教由英法传教士传入怒江傈僳族地区。由于它有统一的经典，又有较完整的礼仪形式，其倡导的某些戒律信条与傈僳族传统道德规范相吻合，于是在怒江傈僳族中间逐步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府提倡三自爱国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因此又得到较大传播。基督教现已成为怒江地区大部分傈僳族群众中信仰面较广的宗教。
发展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依据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党和人民政府在不同地区通过不同途径，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靠近内地的丽江、永平、永胜、云龙等县的傈僳族地区，采取和汉族地区相同的土地改革的办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在云南省中甸、宁蒗、潞西、保山，四川省西昌、盐边等和藏、傣、彝等族杂居的傈僳族地区，则采取了比较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改革；在怒江地区沿边4县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山区的部分傈僳族，是通过互助合作道路，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民族聚居地区加以贯彻实施，使广大傈僳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1954年8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建立，包括泸水、碧江、福贡、贡山等县。1957年1月改为自治州，并将兰坪县划入建制。198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碧江县建制，分为两部分划归泸水县和福贡县。同时，人民政府为充分保障傈僳族人民的政治生活权利，还在丽江、大理、迪庆等的部分地方设置了傈僳族乡。在宗教问题上，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倡自传、自养、自治，保障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从而激发了广大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傈僳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的改善十分重视和关心。198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简称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老革命根据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当年云南省发展资金用于包括怒江州在内的部分地区，并全部免除怒江州的公余粮和农业税。1985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亲自到怒江州视察，来到傈僳族人民中间问寒问暖，并欣然亲笔题写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1996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对正在建设中的独龙江公路工程极为关心，为独龙江公路作了建设好独龙江公路，促进怒江经济发展的题词。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采取积极措施，加大了在傈僳族地区的投入，使广大傈僳族地区经济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傈僳族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经济以及交通、教育、卫生、通信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历史以来最好的发展。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和以科技为主的现代农业有了较快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与1978年相比，2005年怒江州农业总产值由3808万元增加到6.88亿元，增长18.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
工业从无到有。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地区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加工工业，如制盐、建材、制药、造纸等。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已建立起冶金、森工、建材、电力、制盐、副食品加工、印刷、桐油加工、地方民族工艺品加工业等生产门类。建有48座水电站，装机容量43231千瓦，年发电量1.03亿千瓦时，有高低压输电线路4581千米。2005年，怒江州国内生产总值为24亿元，比1978年的6359万元增长了37.7倍；工业总产值由1039万元增加到14.65亿元，增长141倍；地方财政收入从314万元增加到3.80亿元，增长121倍。傈僳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走向富裕。
交通、电信事业发展迅速。怒江地区山高水险，深谷纵横，自古交通闭塞。过去没有公路，连驿道也很少。人背马驮，成为当地唯一的交通运输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帮助边疆地区修通了怒江同内地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瓦碧（瓦窑到原碧江）公路。同时新建和加宽了6000多千米长的驿道。在汹涌湍急的河流上，架设了18座坚固的钢索吊桥和20多座河桥，代替了古老危险的竹溜索。交通部长期在怒江地区实施交通扶贫工程，实行对口扶贫，单位包干，不脱贫不脱钩的方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2000年，公路总里程达2316千米。怒江、澜沧江和独龙江上架有各种桥梁75座。电信方面，州府所在地六库及4县县城已开通程控电话，建成19个乡镇农话自动交换点。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有了根本改观，60余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基本覆盖了怒江州广大地区，与互联网联通更使昔日信息闭塞的怒江大峡谷拉近了与现代世界的距离。
民族教育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怒江地区沿边4县仅有小学5所，在校生不到200人，中学生只有2名。刻木结绳记事，在傈僳族人民的生活中曾很普遍。为了改变这种教育落后状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拨出大量专款，从内地派去大批优秀教师，帮助傈僳族发展教育事业。到2000年，怒江州有全日制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共1235所，在校学生8.0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7.8%。基本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共同发展的提高人口素质的教育体系。傈僳族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大学生，还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政府每年发放民族教育补助费，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享受助学金，义务教育阶段已实现三免教育，对寄宿制中小学生每月发放生活补贴。
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傈僳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拔、教育和培养，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培养途径，先后选送一批批傈僳族青年到北京、昆明等地进行政治、文化以及各种岗位技能的培训、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要求，通过在岗学习、学历教育、长期培训、挂职锻炼以及跟班学习等方式提高了傈僳族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开拓进取的傈僳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走上了各级领导和专业技术岗位。据统计，2000年，怒江州事业单位中有专业技术人员9991人，其中高级职称者138人中傈僳族28名，中级职称者2271人中傈僳族占464名。在改革开放中，一批农村技术能手涌现出来。全州共有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112个，会员2844人，各种乡土人才、能工巧匠3万余人。
文化、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开展傈僳语言文字推行工作，在广大傈僳族农村，用傈僳文扫盲，学校使用汉语和傈僳语进行双语教学。积极进行傈僳文编译出版工作，已编译出版20余种傈僳文字图书。傈僳族民间体育运动有着悠久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射弩箭是傈僳族的强项，具有惊、险、奇、绝的特点，曾在全国、全省性民族体育竞赛中获得过一、二、三名。1991年，傈僳族女射手余丽珍应邀前往日本，将这一传统体育项目介绍到日本。1996年，由30名傈僳族农民歌手组成的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应邀参加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演出，合唱团以傈僳族多声部演唱摆时民歌和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获得很大成功。后来又应邀参加1998年北京国际合唱节获二等奖，从此名扬海外。
历史上傈僳族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生产力低下，生活贫困，散居于深山峡谷中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各民族同胞的关心和支持下，昔日贫穷、落后的傈僳族人民走完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现在，傈僳族人民的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文化教育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傈僳族人民正在奔向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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