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道教成为国教，江西道务也更为兴旺。隋唐五代新建了58所宫观，遍及34个县。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曾作《天地宫府图》，列出神仙所居住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及七十二福地。江西占总数十分之一，是全国区域中最多的。这反映了江西在全国道教发展中被认为是最适合神仙栖真之地，因此也是修道人麇集之所。三十六小洞天中，江西占五个：庐山、西山、鬼谷山、玉笥山、麻姑山。七十二福地中，江西有十三处，包括龙虎山、閤皂山、金精山、灵山等。最盛的，仍是庐山。陆修静建的简寂观依然雄峙山中，就是僧人也常去游玩。
三清山整山如万笏朝天，常年云雾升腾，山上有葛仙炼丹井、炼丹台、雷神殿等道教遗迹。
全国各地栖真求道者也常来庐山修炼，最著名的就是李白，曾多次上庐山。他被流放夜郎以后，还返回庐山寻找李腾空。李白好友、大道士吴筠也于安史之乱后隐于庐山，山中道友李渤则是上清茅山道世系《真系》的作者。上清派第15代宗师黄洞元亦于建中贞元期间隐居庐山炼气，德宗赐号洞真先生。据文宗武宗朝大政治家李德裕《望匡庐赋》自注说：“余受法于茅山，元师(陆修静)则传法祖师也”，可知这时南京茅山一派已自认法脉传自庐山了。茅山本属上清法，陆修静本是天师道，但此时颇有融会现象，故李渤、黄洞元这类人才会跑到庐山来幽栖。庐山还吸引着一批炼丹之士。名人很多，白居易贬居江州时就结识了郭、韦、萧、王诸炼师及王仙翁等，所谓：“白石先生小有洞，黄芽姹女大还丹”，即指此事。修内丹法的钟离权、吕洞宾、谭峭等也常往来山中。
庐山之外，传统神仙洞府、修真胜地而在唐代得以持续发扬者，还有麻姑山、玉笥山、灵山等。
近年来龙虎山道教仪轨逐渐恢复完善，南朝陆修静建立的较完善的斋醮仪轨对后来龙虎山地位之确立乃至江西道教在全国的地位及影响，均有极大帮助。
唐代与这类传统名山情况不同的是一些新兴道场。如唐初，张道陵14代孙张惠感与其徒由高安的崇元观到奉新浮云山修炼，建浮云观。武则天曾诏张惠感入京为国师。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又迎其徒孙智谅进京，赐“浮云”匾额一方，成为新崛起的道场。这类唐代才兴起的教团很多，但未必可以久长，多是兴旺一阵，就渐归沉寂，竞争不过老牌道场。较成功的例子，是新崛起而善于依托改造旧招牌的。代表性例子有二：一是龙虎山，一是西山。
龙虎山天师道在南北朝期间仍属韬光养晦期，声望不彰，要到唐代才兴旺起来。当时江西道风既盛，张道陵后裔到江西发展的情况并不罕见，像奉新的张惠感就是，但龙虎山终于胜过浮云山，在于他们造出了或至少是强调了龙虎山本系张道陵炼丹之地，确立了祖师宗坛的地位。再则建构了天师世家谱系传承体系，宣称乃天师血胤、一脉相承。三又采取了传箓方式，确立自己在道教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传说汉代张道陵由淮入鄱阳溯江至贵溪，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现，故将该地称为龙虎山。
天宝七年，玄宗准许他们在京师置坛传箓，并设立授箓院。其后肃宗、武宗、懿宗、僖宗也都对龙虎山优礼有加，僖宗还册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国大法师。可见政府有意扶植天师正一道作为辅国之器，所以除封赠名号之外，还拨款兴修天师官府、赐官田以食养道众。当时各派虽都传经授箓，但无论哪一派，传授的最初阶段，都由天师道的正一法箓、经戒传起，也就是说皈依均由天师道，继而再逐步修炼灵宝上清之法。这使得天师道看起来只是基础，可实际上它却是道教各派之“共法”。对尔后天师道总理或代表道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山的许逊吴猛崇拜在六朝时已十分兴盛了，可考的靖庐祠庙就有几十处，唐代胡慧超、施肩吾在此基础上，又将它发展到一个新境界。
胡慧超在武周时期曾入京，奉诏驱除狐妖，赐洞真先生，并替武则天炼药。玄宗又召见他，他返归西山时，玄宗还作《送胡天师》诗两首，以话离情。以这种政界关系，胡慧超想如龙虎山这般取得政策依托，自无问题，但他选择的是对信仰及道法本身的改善。
宋时龙虎山“张天师”体系确立，天师职位世袭，现任龙虎山道长张金涛为全国人大代表。
早期许逊吴猛不过是善人传说，也就是一个为地方做了好事的善人，地方上把他当神仙来供奉而已。胡则系统地整理了相关传说，写出《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内传》等，把地方信仰提升了。其次，修复西山游帷观，与南昌市内铁柱宫，成为许逊崇拜中心，整合了原有各地许逊祠庐。再者，他赋予许逊信仰新内涵，说许逊是十二真君中孝道之师，教奉教的人遵行孝道，影响深远。不仅有唐宪宗时的文献《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说当时“回乡民众聚会于观，设黄箓大斋，邀请道流三日三夜升坛进表，上达玄元，作礼焚香，克意存请，荐亡祸福”;而且到南宋，还形成为“忠孝净明道”。胡慧超便是这个道派的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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