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口、环境和发展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主要是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的经济进入了恢复和调整时期，而人口增长则出现了补偿性回升，人口过剩和贫困仍是主要的人口经济问题，但其严重性加深，影响范围扩大，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同时，在人口研究用语上，“人口过剩”已被“人口压力”和“人口危机”等词所代替。人口—贫困问题上升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高度。除人口学家以外，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进行探讨。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美国F·皮尔逊和F·哈珀合著的《世界的饥饿》（1945年）、美国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年）以及美国J·赫茨勒的《世界人口危机》（1950年）。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口与人类生存和世界动荡的关系，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改革主张。
第二阶段（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起，一些学者就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证人口增长的环境极限问题，而后又逐步转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60年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短期的“婴儿热”并未造成西方国家严重的人口过剩，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后来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和消费的增长。一些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因经济的起飞消除了贫困，并逐步走上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之路。而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又高度贫困的国家，由于“绿色革命”和“家庭计划”的实施，也使人类看到了摆脱饥饿的希望，增强了依靠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解决人口问题的信心。相比之下，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在工业化国家非常严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人口的环境承受能力是保证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事实证明，这种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70年代初，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能源危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在一些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国家，不少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资源与环境，人口增长决定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人口压力可以出现在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地区和国家，也会出现在人口规模小，但资源贫乏且人口承载力很低的国家。为保护环境而控制人口，成为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美国人类生态学家埃利奇夫妇在1970年所著的《人口、资源、环境》一书，系统地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爆炸”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1971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更是引起了轰动。此书标志着对人口控制问题的探讨不仅由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扩大到生态环境学界、未来学界，亦即由人文科学领域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由一个局部、静态和短期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全球性、动态和长期的问题。
第三阶段（80年代初至今）转向以研究可持续发展为主。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以及世界性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不仅要求经济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同时，必须考虑对人口发展进行调节和控制，还必须善待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关系的协调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变化，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直接和间接地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复杂过程。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变化；二是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长期角度看，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1）人口增长对土地和农业的压力；（2）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压力；（3）人口增长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压力；（4）人口增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5）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6）环境污染和退化对人类，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影响；（7）气候变化对人口分布的影响；（8）资源耗费及资源分布变化对人口分布和迁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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