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含义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千万不能将深厚、丰富的文化历史作为包袱，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今的时代里建立自己新的文化内涵。

　　文物把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信息重新完整地传递给了后人，文物的存在是世间的一个奇迹。那些先人的遗泽让我们这个世界更为灿烂生动。这些遗物或者遗迹，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玉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真正的特点，一个城市情感真正的载体，并不体现在经济力量上，恰恰是存在于精神价值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破碎和断裂。这里既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侵入，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曾几何时，我们把传统古老的文化统统不加分辩地扫地出门。事实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缺乏尊重的表现。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了解我们先祖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从中开发丰厚的精神资源。玉溪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份历史感。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断言：“如果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

　　文化传统是一面镜子。历史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为各种有关玉溪的叙事提供基本素材、叙述角度、象征及其意义。所以，它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家”的身影，以及源自内心的情感的深度。

　　文物是传统文化的依托，又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李家山文化不应该是零星的，散乱的，也不能只是现代生活的幻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它应该成为玉溪永恒的童话，成为玉溪人民心灵史上的一种永久追忆。

　　保护开发

　　整个古滇国的面积涉及昆明、玉溪和晋宁等地方，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开发的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怎样协调和品牌竞争的问题。玉溪有关部门也有过关于“古滇青铜文化园”的初步构想，但由于资金、技术和开发所有权的纠纷而难以完成，实际上这样的项目单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把各种力量合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难度。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青铜文化的宣传很多，基本上从各个角度各种渠道都做过，但开展的仅是些基础性的工作，而更深入的挖掘和投入还尚待实现。包括一些相应的保护，持续性的投入都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来体现。要把这些变为现实，最终还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

　　对于博物馆陈列的器物，目前也不能充分体现古滇国的全貌。观众在参加过程中感觉比较单调。怎样解决观众感官上的不足，怎样展示滇国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追求陈列的形式美及视觉冲击力，怎样拉近古代文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能复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复原当时的村落，复原当时的祭祀活动，甚至创造生动的情景，让观众进入当时的生活景观体会感受，可以引导和激发人们对遗址游览、观赏和保护的兴趣和好奇心。在遗址周围还可以规划开发成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有着浓厚民族、历史韵味的新型旅游资源。

　　诚然，李家山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要珍视和保护，而且还要持续利用，让青铜文化的鲜明特色发挥出来，把这种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地融入到经济生活中。就文化讲文化，或机械地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简单反映和要求，以及被动等待都是不可取的。在宣传和保护的同时，也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注意挖掘文物内涵以及深层的含义。玉溪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最好是突出特色和优势，像李家山青铜文化和玉溪绚丽多彩的花腰傣民族风情相结合就很值得大书特书。

　　文物与旅游看起来是差异很大的两个行业，其实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比如让人们在街上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青铜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还有被赞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的澄江帽天山动物群，门类齐全丰富，个体保存完整，在古生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广泛涉及到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开辟了更为重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寒武纪生命之谜引起了世界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同样值得宣传和开发。用文物优势发展旅游业，然后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文物的保护工作，就可以使两者真正做到“双赢”。

　　归根结底，这些工作还是要政府来规划，必须借助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学术机构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实现的。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需要通过政府来统一组织、协调和实施，又需要集合多方面力量、多个要素的作用来推进。这就需要一大批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具体的开发建设；其次资金的筹措和投入的渠道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同经济产品一样，文化产品的产生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市场中也同样要竞争，同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挑战。怎样走精品之路，怎样表现时代特色，是每个参与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古滇国文化的重要性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魅力最有内涵的时期。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李家山青铜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体现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充实丰满云南省的历史文化形象。这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疏理几千年前历史的脉络，勾画出滇国史和滇文化的框架。它告诉了我们云南历史上究竟出现了些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家山出土文物成为了社会学、民族学、美学、神学甚至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和推测古滇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李家山青铜文化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海外，有不少的研究机构，比如日本就有一家共300多人的李家山青铜器研究会。而作为重要墓地的李家山，也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盗掘，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是非常遗憾的。为什么盗墓现象如此猖獗？反过来也说明文物在海外非常有市场。而文物的流失，不仅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也对相关的研究造成了破坏。

　　文物的价值要通过研究分析，不断地辩明，“发掘”（这种发掘是史料性的）才能得以最大意义地保留。当前的遗憾是有关古滇国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相当少，尤其是象张增祺老先生这样的专家更少。

　　在采访中，我也同时听到了不同的观点、想法和冲突。

　　“李家山文化重要的是文物价值，有一定的考古和历史的意义，但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既没有多少吸引力，也显得毫无关联。我可以反问一下，有了这些古迹的存在，就可以证明我们现代人很优秀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未来的设想，对今后文化走向的构想，而不是把宝押在一堆文物上。把眼光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是没有出息的。”

　　“我认为古滇国文化已经寿终正寝。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就象我们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巴比伦文明还活在伊拉克一样。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遗忘，特别是当文化与切身已不太关联的时候。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和思想语言都逐渐被西方化，这是一种潮流。古滇文化与玉溪人现实的生活相距太遥远了。怎样让它们彼此理解，血脉相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迫切要重视的是当今我市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才是城市文化的希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和远古时代上。像我到西安，西安人就说，兵马俑是历史的，他们承认和现代的西安人没有多少关联。而我们玉溪某些人，一提到李家山，就显得无比激动，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有什么可激动的呢？我们抓了一些什么好的项目？实实在在地做了些什么事？”

　　“对于李家山文化，我觉得可以走人文旅游的路子，但吸引的应该是外地人，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吸引力还显不够。普通老百姓对李家山文化兴趣淡漠，毫不关心，这也表明了普及工作的不到位。借此我想谈谈玉溪的文化氛围，就拿聂耳来说吧，大音乐家！可对玉溪的音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玉溪人民的音乐素质如何？可以不客气地说，玉溪目前的音乐成果是最差的，我指的是软件方面，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如果聂耳成了玉溪音乐界空前绝后的人物，那是不是玉溪人民的悲哀？

　　玉溪很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很好的苗子由于缺乏重视和支持，创作激情和作品质量都出现了滑坡。我觉得当前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文化的氛围。对一些有成就的画家、戏剧家、作家等，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扶持。聂耳是名人，李家山是名地，但都已成为历史了，虽然永恒，但却是遥远的永恒。我们需要的现在和未来，要的‘与时俱进’。”

　　历史沿革

　　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将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兵到滇国，以武力威慑滇国，滇国归汉。汉王朝在今晋宁县等地区设益州郡，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从此滇池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公元225年，诸葛亮为平定孟获等南中大姓的叛乱而南征，这年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地区会合，平定了南中4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

　　公元763年（唐朝广德元年），南诏王阁罗凤到达昆明地区，认为昆明一带“山川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于是在公元765年，令其子凤迦异在昆明建拓东城，拓东城成为南诏用以控制南面的交州和东面的曲靖等地的东都，后来拓东城改称为东都，后来改为鄯阐城。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宋代）大理国前期，大理国在今昆明地区设鄯阐节度，其辖境略与南诏时期的拓东节度统治区域相同，其境界与元代中庆路范围相同。大理国时期鄯阐府、巨桥（今昆明）属高氏世守之地。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进攻云南，攻克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逃到昆明。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率军攻克昆明，擒获段兴智。公元1273年6月，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1276年赛典赤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行政中心迁到昆明，从此昆明正式成为云南省省会。

　　赛典赤多次兴修水利，并建松华坝。

　　公元1381年8月，朱元璋调集30万军队，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将，向云南出兵征讨。12月，明军于白石江败元军，蓝玉、沐英攻进昆明。梁王逃到晋宁跳滇池自杀，明军进驻昆明。1389年，沐英入京拜见朱元璋，回滇时带江南军民百万到云南屯田。1392年至1398年，沐春又移南京人口30余万入云南。

　　公元1647年，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抵达昆明。四将军在昆明统治了一段时间。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拥永历为帝，在昆明五华山建皇宫。

　　公元1658年12月，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李定国拥永历帝逃入缅甸。吴三桂于次年攻占昆明。1662年，为向清示好，缅王猛白缚送永历帝给吴三桂，永历被吴绞死。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1681年清军镇压了吴三桂叛军。

　　古滇文化

　　据考证，古滇王国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奴隶制帝国。它勃兴于滇池之滨，鼎盛于战国至西汉时代。由于偏居西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视野。古滇国曾长期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显得神秘而离奇。

　　云南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存在了一种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当时的古滇国民族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样样都用青铜制作，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多限于兵器和礼乐器。

　　尤其是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栩栩如生。以装饰题材中动物图像而言，古滇国青铜器经常出现的就有四十余种，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精致逼真。古滇青铜器与我国其他边疆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别，不仅有兵器戈、矛、叉、剑等显然受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影响的青铜兵器，更多的是以反映滇王国社会生活为主题内容的贮贝器和铜扣饰，明显具有滇王国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晋城古镇

　　晋宁县晋城镇，位于滇池东岸，三面环山，一面湖滨丘陵平原，这里，阡陌纵横，田畴交错，良田万亩。离古镇西约5公里处，就是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寨山，此地是N代滇王及其家属、卧仆们的最终归结之地，是晋城镇一带古滇王国的都邑，是滇文化的发祥地。晋城镇从旧中国时期至唐代，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隋文帝统治中国时，晋城作为宁州郡治所，曾由刺史梁毗“拓州城七里，建九门十二衢”，可见当时规模之宏大。明代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筑砖城，东南西北建瓮城和龙翔、南熏、凤翥、拱城四道城门，以后的数百年间或修或毁，到公元1954年实地勘测时，残破尚存的古城墙有4100米长，高为4米，公元1958年因城镇建设需要才全部拆除。古镇内，明清两代的民居和公共建筑如今大都保存完好，依此，人们仍可想象出当年古镇的繁荣景象。2003年5月20日《昆明日报》报载：“古镇悠久的历史，独具一格的古老民居院落，街巷别致的格局及精致的建筑雕刻艺术，已引起了瑞士苏黎世市文物保护局专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一行20人曾三次亲临古镇考察，古滇王国帝都一幕幕的遗落文明使他们惊叹不已。”古镇晋城在建筑史、城建史上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保存完好的明清两代城建布局占地约60多万平方米，由老城的上西街、下西街、官井街等8条街道组成田字形，并附以数十条小巷的格局，此建筑风格自明朝万历年间保存至今。街巷间保留下来的民居院落，多为“干栏式”、“一颗印式”的结构，采用“三间四耳”或“两间两耳”四合院布局，抬梁穿斗式屋架，重檐歇山式组合，雕花格子门窗，画龙刻凤，花木浮雕，精致而高精尖化无穷，受到了中外专家们极高的品价！抹去民居上厚厚的尘埃，耀眼的民族艺术光辉瞬间便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中国古代的乡村城镇，除了紧靠河流溪水而外，大都凿有水井，晋城的古井之多，是一般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关于井的掌故和传说，在晋城可以收集N多。不论这些传说可信度如何，但今天人们看到的，却是“家家有水井，户户有清泉”的水井民俗大全奇观！古镇上，几乎所有的民宅里都有一口水井，当地人称之为“私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井还不是在院子里，而是直接挖凿在主人家的厨房内的灶台边，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这些私井相应成趣的是宅外的街道上，也散布着一些水井，这些井称这“官井”，晋城官井街因此而得名，这些古井无一例外与其它地方的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是井口小，井口直径只有二十厘米左右；二是井栏两侧都有一个相对称的小孔，当地老人解释，井口小是为了防止轻生者投井寻短见，井栏两侧的小孔是为了加井盖上锁防备歹人投毒！多么智慧的思想，多么周到的防范，这就是古镇人极富创意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在那用紫砂石或大青石凿成的井栏上，井的主人家日复一日用井绳上下提水而遗留下的一道道磨痕，深深地打印在井栏上。这是岁月的逝印，是晋城世代生民的悲欢与延续留下的生命诏示录。晋城古镇的周围四方，自然景观极其优美，脍炙人口的五言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描绘和赞美的就是这方景致。据晋宁当地地方志学者李凤积先生1989年在《恶宁文化资料选辑》中著文考证，此诗乃清朝顺治乙丑年（公元1625年）举人王寿祚所作。王举人是晋宁金砂人，诗中描述的就是晋城东门外至盘龙寺沿线春天的郊野景象。作者与友人出城春游，东门外路西旁桃红柳绿春意盎然，一行二三里，路旁一处叫菜烟村的村子里，四、五户人家，竹篱菜畦，炊烟袅袅，好一派春天的田园美景！再行数里，便来到楼台影印、远近闻名、花团锦簇的滇中名刹——盘龙古寺。登上盘龙寺海拔2174米的主峰日照山，林涛阵阵，举目四顾，近瞰西汉滇王墓地石寨山，晋朝宁州代父率军平叛女英雄李秀所筑的天女城，宋代石雕天王像石将军，元代巴匝刺，瓦尔密埋骨之地梁王山均历历在目；越过烟波浩渺的滇池，远眺太华、碧鸡、玉案诸峰，朝霞夕照，今来古往，道不尽也说不完古镇的世事沧桑！

　　记载着历史人物传记、铭文、事件以及墓志的碑碣众多，这又是晋城古镇的一大特点。如：“晋城残碑”、“汉益州郡滇池县故址碑”、“忠烈明惠夫人（李秀）庙记碑”、“象山书院序碑”、“晋宁州学宫碑”、“大觉禅师宝云塔铭碑”、“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冷阳春碑”、“归家碑”等不胜枚举的众多古碑，在研究云南历史文化发展史、宗教史、书法、雕刻美术工艺史方面，都有着极其宝贵的文史资料研究价值。

　　自古以来，晋城还是滇中至滇南的通衢要道，昆明至打洛，昆明至西盟，昆阳至江川等多条要道在此交汇，又有滇池便利的水运，这里的大牲畜、粮食、粉丝等土产以及来往于昆明、玉溪、蒙自、建水、个旧一带的商货，均在此地过境、集散，故此，远古的时候这里便形成了繁华的贸易集市，商贾云集，生意兴旺，俗称“州街”，至今仍延续着月逢二、七赶集的古习。晋城，是云南著名的八大集镇之一，历史悠久的州街，孕育出了许多令人食欲大开的地方名特小吃，如火烧饼、油酥米花糖、冰糖沙糕、酥炖春卷粉、菜豆花等。

　　如今的晋城镇，有昆玉高速公路、晋江公路纵横过境，准备建设的滇池环湖高路建成通车后，昆明至晋城瞬间可达。届时，便捷的交通、文化历史悠久的古滇帝都文化景观、独有的名刹古寺、奇花异木、独具地方风味的小吃，定会引来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旅游文化经济的大潮，已在滇池岸边的晋城开始涌动。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开展为期3年的滇池区域考古调查。最近，两国考古专家有惊人发现：在晋宁县晋城镇中心，有大型建筑的遗物出露于地面，判断其为汉晋时期的器物，是省内过去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发现地距滇王金印出土地石寨山约5公里，并且与上世纪70年代的古城址卫星图相对比——这里正好处在卫星图上古城址的东北角上。考古专家推测这里可能就是考古界寻找了几十年的古益州郡郡址，即古滇国王城城址。昨日，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农带领记者前往发现，从昆明驱车1小时来到晋宁县，在晋城镇核心区象山脚下，一处新翻整的工地上蒋志农小心指点，一些绳纹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出现在记者眼前，还有一些浅埋的陶器等。

　　美国考古专家亨特教授一直揣着一张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卫星图片，这里清晰地显示了一个长方形的晋城镇区域内存在着一片长方形古城址，学者们把新发现遗物的点与这张卫星图作对比，有了惊喜发现：这里正好处在卫星图上古城址的东北角上。目前的卫星图显示，这个古城址被随后大量的现代建筑所遮盖，发现有遗物的地点，也是晋城镇中唯一还没有被现代建设叠加的部分，正好是当时卫星图上城址的一角。学者们开始兴奋起来。

　　据介绍，今年是中美合作对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进行考古调查的第一年，这次调查的区域包括了晋宁县晋城镇、上蒜乡、新街乡，共60平方公里的调查面积。为什么这里的器物从来没有见过？这里曾经有过什么建筑？如果确实是古城(镇)的一部分，那么这里是什么古镇？中美考古专家推测，这里非常有可能是考古界寻找了数十年的汉益州郡的郡址，即古滇国王城所在地，由于这里面临新的建设，所剩面积已经不足1万平方米，考古学家急切盼望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对这里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待揭开2000年前存在了500年辉煌历史的古滇国王城之谜。

　　最大亮点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必须有自己的支撑点。“有人认为车水捕鱼、铜锅煮鱼是属于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古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类似的之处。三星堆文化现已上升到了长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国北方和中原的青铜文化由于交流频繁，所以又有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突出，体现在出土文物上风格造型的大同小异，惟独李家山青铜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几乎和东汉以前的北方文化无任何交叉点，无论造型、纹饰，还是所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国青铜时代中最活泼最灵动的构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想象力，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面对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创作的莫名的冲动。特别是贮贝器和扣饰，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精华。还有青铜冶铸工艺上采用的失（蚀）蜡法（此类铸造工艺最早很可能起始于云南），难度极大，铸造精致，可以说是当时工艺技术上的巅峰，曾对飞机发动机的精密制造产生过影响。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们完全可以为先民的这些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

　　未解之谜

　　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中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分别于1972年和1991年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古滇国墓葬87座，这些墓室大小不一，随葬品种与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其中又以青铜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的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目前的花腰傣民俗哪些得以传承和保留？哪些又发生了变异与转型？另外，神秘的澄江抚仙湖水下建筑也被估计为与古滇文明密切相关。这些话题至今仍众说纷纭。

　　滇王金印

　　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们在滇池之滨的晋宁县石寨山发掘了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墓葬50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绝大多数是青铜器，说明墓葬的主人们生活在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1956年，石寨山6号墓出现了令学者们震惊的发现：一颗金质的“滇王之印”被挖了出来，《史记》有关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史实得到了印证，这充分说明古滇王国确实存在，它的都邑就在晋宁一带。

　　史学家历来认为汉俞元古城在史书上消失是个谜，在历史上，即使俞元建制变更地名，也应有所记载，但南北朝后俞元古城信息中断，俞元城到底哪里去了呢？

　　《汉书·地理志》载：“俞元，池在南，桥水所出……”，“桥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县治龙池洲，周四十七里。”俞元县境是现澄江、江川、红塔、石林(路南)等县区，这样一个大县、强县，其县治龙池洲应是一个繁华的不小的城池。这个城池肯定不是现在的澄江城，那么，汉代的俞元县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城池是否已经沉入抚仙湖里了呢？

　　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内城可能是滇王离宫，而滇王离宫可能就是后改称的俞元县，俞元古县城也真如百姓所说“澄江湖里有一座沉没的城”，因地震而沉没湖底，它正是现在探测的抚仙湖下残存的古城。

　　简介

　　古代滇池一带生活着昆明（今彝族先民）部落。

　　在汉朝以前，滇池、抚仙湖一带建立了古滇国。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两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到公元1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铁器文化之中了。

　　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有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无从考证了。但在庄蹻入滇之前的若干年里，滇人青铜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考古学家李昆声教授说，抛开艺术成就的因素，这时的楚文化应比滇文化先进，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脚，但滇墓里似乎并没有留下他带进云南的多少楚文化踪影，也有学者质疑这段记载。

　　公元前1世纪左右，这个孤立的王国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位称雄滇池的滇王，向汉朝的使者提过一个认真的问题。他问：汉朝与我谁更大？在他的眼里，世界不会比滇国的地域大多少。可是，不久之后，这位可爱的滇王连同他的天堂，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世界远比他想象的广大得多，复杂得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两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汉人的迁入让内地文化从此大规模地进入云南，仅仅在短短100年过程中，滇人的文化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公元1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铁器文化之中了。

　　背景阅读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古滇国是一个神秘消失的青铜王国，在中国几千年浩若烟海的史书中，提及云南的文字寥寥可数。史学专家们从司马迁的宏篇巨著《史记》中，发现两千多年前，滇池沿岸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当时住在滇池之畔的古滇国人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这源于战国时期，楚王为开疆拓土，派庄跷入滇，称为滇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滇文化非常有意思，这实在是一段太精彩的历史，不仅有司马迁的记录，还有石寨山出土的滇王金印，还有李家山、羊甫头等地方出土的图像资料，有大量的立体雕塑——青铜器，全面浓缩反映古滇文化的全貌，是云南文化里最精彩的篇章。

　　这些珍贵的实物无言地证明，2000年前，滇人的经济和文化早已发展至较高水平。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滇文化，形成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期至西汉初为兴盛时期，西汉中期开始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尚有遗风，东汉中叶以后，长达数百年的滇文化便完全销声匿迹了。滇文化留给世人无数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有专家认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其郡治当置于原滇国都城所在地。而晋城镇就有袁嘉谷所提的“古益州郡郡址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