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

　　拱宸桥有铁路通往杭州艮山门。

　　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新开辟杭州作为通商口岸。1895年11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来到杭州，欲在涌金门

　　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只愿将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类似宁波江北岸性质的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浙江巡抚廖寿丰又立即着手在这一地区开辟马路、建筑海关。1896年9月27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争执，最终签订《杭州塞德尔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划定了面积1809亩的福连塞德尔门（ForeignSettlement），属于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外国人居留区，其中北半部约900亩为日本人居留区。1897年5月13日，杭嘉湖道道台王祖光与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杭州重新签订了开辟杭州日租界的章程《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日本人居留区改为日本专管租界，中国政府修建道路等开支日后由日本人偿还。

　　娱乐业

　　部分日本人前往租界以南的公共通商场，开设大量妓院.1929年达到233家。

　　收回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曾经短暂接收了这一无日人居住的租界，但1938年杭州沦陷后，租界重又恢复。不过此时的杭州日租界已经无可救药，日本也不再做重行振兴的努力。只是在界内划出一片土地，专作杀人的刑场。日本投降后，人们曾在低洼处挖出累累白骨。“汪伪政权”建立后，企图以收回租界作为遮羞布，加之日美战争爆发后，西方各国为争取中国，纷纷放弃租界，归还给中国。日本以惺惺作态，在1943年3月将杭州日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实际上仍旧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才正式收回，结束了这一长在杭州的毒瘤。

　　现状

　　昔日的杭州日租界，今天成了浙江麻纺织厂，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南面的公共通商场，还留下海关建筑和当年开辟的马路以及行道树。

　　简介

　　因为《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开辟了杭州苏州等四个新的内地通商口岸。在之后的谈判中，日本又进一步取得了在杭州设立专有租界的权利。随着拱宸桥租界的开辟，日本势力逐步深入浙江地区。晚清的最后十几年里，日人以租界设立为契机，通过吸收浙江留学生赴日，派遣日本教习来杭等活动逐步巩固和扩大在浙江地区的既得利益。

　　经营

　　租界内的基础建设也十分缺乏，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与以往的农村没有什么差别。日本人本身也将经营重点放在租界以南的公共通商场，日本侨民的洋行、店铺和住宅也建在这里。日本人在此兴办戏馆、茶馆、烟馆、菜馆及妓馆。此后有开办赌馆，形成所谓的“六馆”繁荣。其中尤以妓院兴盛。到了1929年，当地尚未公开登记的妓馆233家，妓女434人。拱宸桥的妓寮成为杭州最大的淫窟。到30年代初，政府禁娼，杭州市内已无公娼，但拱宸桥妓女却依旧可以悬牌营业。然而日租界仍旧再走下坡路，1930年妓院减少为145所，妓女为145人，1931年又分为减少为101所、117人。面对租界的萧条状况，日本人已经丧失信心，不过再过界内的事物，形成了“无形由吾国自管”的局面。

　　设立

　　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获得宝岛台湾和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外，还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的权利。杭州日租界就是根据1896年9月27日签订的《杭州日本租界原议章程十四条》划定的，这也是日本在华设立租界的第一个章程。据此，划定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岸一带，自长公桥起至拱宸桥止，作为日本专管租界，总面积为718亩。由于原议章程中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司法权还没有完全丧失，日本政府要求同清政府继续交涉。最终又在1897年5月13日签订了《杭州日租界续立章程六款》，将行政管理权夺去。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所谓日本租界乃一片无房屋、无树木、无道路的沙漠”。特别是由于日方在司法权和管理权上的无理要求，延缓了租界开发，致使“日本租界迄今仍抛弃，未曾有何改善动作”，以致租界“大半近于草原”。1899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杭州时，日本租界还“无一间房屋，茫茫荒野仅为杂草所占领。”本来杭州的商场集中在城北，但沪杭铁路通车后，城东迅速繁荣起来，致使拱宸桥地区变得更为冷落。由于上述原因，很少有人居住在日租界内，1899年在杭州的日本侨民大约有40人，多数居住在城内，极少两三人住在租界。

　　贸易

　　杭州日租界因为远离杭州城，始终未能繁荣，绝大部分地段一直是农田和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