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五“海防”。

　　(2)道光·周凯纂《厦门志》卷四“岛屿港澳。”

　　(3)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地名索引”第244页，第236页，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5)向达注《两种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第32页。

　　(5)《厦门志》卷九“艺文”。

　　(6)向达注《两种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第152页、第153页。

　　(7)《厦门志》卷三“兵制考”引《真西山奏议》。

　　(8)乾隆《海澄县志》卷七“兵防”。

　　(9)《厦门志》卷三“兵制。”

　　(10)《八闽通志》卷43《公署上》、《八闽通志》卷41《公署》。

　　(11)《闽书·捍圉志》、《读史方舆纪要》。

　　(12)民国李猷明总纂《东山县志》卷八《政治志》“防卫”。

　　(13)(14)《厦门志》卷三“兵制考”。

　　(15)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五“海防”。嘉庆《同安县志》“海防志”。

　　(16)明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1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年月版，第156页。

　　(18)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19)同(8)

　　(20)《明史·佛朗机传》。

　　(21)《厦门志》卷四“历代建置”。

　　(22)(23)《厦门志》卷三，“兵制考”。

　　(24)明·沈有容《闽南赠言》卷一《碑》。

　　(25)(26)安徽宣城棋盘乡沈家边村《洪林沈氏家谱》中沈有容《仗剑录》。转引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4期。

　　(27)《明史》卷270“列传”卷159《沈有容传》。

　　浯屿

　　 浯屿，是福建东南海中的一个小岛，地理位置在于小担岛与镇海角之间，面积0.96平方公里，属今龙海县港尾乡。清代的地方志书云：“浯屿在县(指同安县)极南，孤悬大海中，左达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为漳州海澄、泉州同安二邑门户。”(1)“浯屿，周围六里，左达金门，右临岐尾，极为要害。”(2)清人庄光前在《同邑海防论》中指出：它“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接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风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来，非重兵以镇之不可。”均视浯屿为战守要地。浯屿的历史可以远溯宋元，那时浯屿已成为南中国一个重要的发舶港和收舶港。至元末明初，海疆不靖，语屿岛的军事地位便逐渐显得重要了。明初，开始于岛上置浯屿水寨以为要塞。但是从清代以后却有不少人在其著作中，把浯屿与浯洲屿混同起来，进而误认为明初浯屿水寨建置于浯洲屿，即今之金门岛。如清代史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云：浯屿水寨建于“浯洲屿太武山下”。福建有两座太武山，在漳州境内谓南太武山，金门岛上谓北太武山。顾祖禹既误把浯屿认同浯洲屿、又把南太武认同北太武。又如1978年11月版和1982年8月版的《辞海、地理分册》中也云：“浯洲屿，古岛屿名，简称浯屿，即今福建金门岛。明洪武中置浯屿水寨及金门千户所于屿上，为海防重地。清代渐以金门作岛名，浯洲屿之称遂湮。”当代海交古籍专家张维华，戴裔煊、谢方等也在他们校注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明史·佛郎机传》、《东西洋考》中把浯屿也误注为“今我国福建省金门岛。”史家向达先生竟也认为：“明代浯屿原指浯洲屿，即福建金门岛。”而“金门在福建厦门港内，亦名浯洲屿，明代浯屿水寨把总原置于此。”(3)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清代以来一部分作者或注家未经实地调查，以讹传讹的结果。要弄清浯屿水寨——这一明代的重要军事要塞到底置于何地、何时？有何变化？是需要辩证的。本文姑就浯屿水寨的沿革作一粗浅探讨，并祈得到识者指正。

　　一、浯屿并非浯洲屿的简称。民国《金门县志》卷一“沿革”曰“金门孤悬海外，旧名浯洲，又名仙洲，北有小磴屿，西北有大磴屿，西南有烈屿诸岛纵横错列，明初改今名。”明初周德兴在岛上筑所城时，借“金城汤地”之意把浯洲改名为金门。可见明初即以金门名是岛并沿袭至今；而不是象《辞海》所言“清代渐以金门作岛名。”据明代一部很实用的航海指南书籍《顺风相送》中“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一节所记浯屿云：“太武山内浯屿，系漳州港外，二十托水”。(4)可知浯屿属漳州，并不与金门混同。金门古称浯洲、仙洲外，还有沧浯、浯江、浯海等别称，而从无简称浯屿，清以前古籍中之浯屿均指今之浯屿岛，在文献资料上还常与浯洲、金门等名同时或并列出现。明人池显方在《与阙褐公书》中云：“……今左游收汛驻旧浯屿，出汛巡浯洲等处。”(5)(左游系左游击简称。旧浯屿即浯屿，明人称“旧”乃是以为浯屿水寨之别，此问题后文叙之，暂按下不表。)清初海道针经《指南正法》中“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一节把“金门”条与“浯屿”、条并列。(6)《泉州府志》、《厦门志》等地方志书也都把浯屿与金门区别开来。所以，浯屿、浯洲屿并非一地二名，也非浯屿为浯洲屿之简称，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明初的浯屿水寨设置于浯屿岛。明代以前，浯屿岛向无兵将驻守，文献资料只提到南宋嘉定年间，海寇进犯围头，泉州守真德秀移宝林兵戍围头，同时照应浯屿、料罗等处。(7)明初，海疆多事，明太祖为巩固海防计，在沿海一带增置了许多卫所和巡检司，兴修城池、水寨以御敌。浯屿水寨就是这时候建置的。明郭维贤《改建浯屿水寨碑》云：“以予所闻，浯屿水寨与漳合戍，国初建自江夏侯周公，远在大担南太武山外、”乾隆《海澄县志》亦云：“浯屿亦水寨，皆江夏侯建。”(8)《厦门志》的记载最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江夏侯周德兴于沿海要害处置巡检司十八个。复于大担南太武山外置浯屿寨，控泉郡南境，拨永宁、福全卫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合漳州卫兵共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统以指挥一员，谓之把总。”(9)以上史料均明确无误地记载浯屿水寨是置于南太武山以外的浯屿岛。明初福建另有二水寨，即烽火门寨(在今福鼎县东南九十里秦屿)和南日山寨(在今南日岛)(10)。景泰年间(1450—1456年)添设小埕和铜山二寨(11)，合称福建五水寨。水寨设置于浯屿岛是由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今存于浯屿岛上的清道光四年石碑《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对此阐述甚详：“浯屿之北有小担，又北有大担，并峙于港口海中，实为厦岛门户。……大小担之间门狭而浅，惟浯屿与小担其间洋阔而水深，商船出入恒必由之。浯屿之南汉亦浅，可通小艇，其东有九折礁，舟人所畏也。然真西则有隈澳，可避风。山坡平衍，居民数百家，而大担小担皆无之，故海人舣舟必于浯屿。”又云：“浯屿外临大海，左望金门，右望东椗，隐隐在云雾，而江、浙、台、粤之船，皆可绕屿而入厦港，其守岂不重哉。”正因为浯屿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语屿水寨负有重大的军事防务责任。当时铜山水寨“所统自金石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12)，而“岱屿以南接于漳洲，浯屿寨辖之。”“大担、浯屿、梅林、圳上、围头、白沙、料罗、金门、乌沙、曾厝埯、南风湾为浯屿寨要害。”(13)即今漳州(东山除外)、厦门、泉州一带海岸线及金门列岛皆为其防区。

　　而据《闽书·捍圉志》和《厦门志》记载，明初金门只是“置守御千户所”，归永宁卫所辖，并无置水寨事。

　　浯屿岛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此置水寨起，达一个半世纪。嘉靖以后寨址方他移。

　　三、嘉靖年间，浯屿水寨迁往厦门。起因是，景泰三年福建巡抚焦宏认为浯屿水寨“孤悬海外，”难于驻守、管理，议将其移至厦门(14)。同年，“尚书薛希琏经略海上，以其地孤远，奏移之。嘉靖间移入厦门。”(15)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云：“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厦门地方”，到底何时迁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卷九十九)以为是成化年间迁移。《厦门志》对此也无把握，只好存二说待考，一是景泰三年说；一是正统初年说。

　　笔者以为迁寨时间当在嘉靖初年。按刘天绶修，林魁、李恺等纂，成书于明嘉靖十四年的《龙溪县志》记载：“浯屿……官军备倭者置水寨于此，今迁于嘉禾(厦门别称)，此地遂为倭盗泊舟之所。”(16)《龙溪县志》主笔是林魁，魁为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历官云南兵备副使、广东参政，著有《白石野稿》十七卷，文笔以严谨著称，修志也当详实。他纂《龙溪县志》于嘉靖十四年，以“今迁于嘉禾”句度之，迁寨时间必与纂志时间相近，也就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之前不久。况且，又有《泉州府志》和《同安县志》佐证之。

　　迁至厦门中左所之后的水寨，仍沿用“浯屿水寨”旧称，为区别水寨，明人即改称浯屿岛为“旧浯屿”如张燮在《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云：“旧浯屿元系彼国通商处所。”(17)水寨迁后，浯屿岛顿显空虚，遂为盗倭之渊薮。“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18)“(水寨)迁于厦门，而故地遂为贼船巢窟。”(19)“至(嘉靖)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指葡萄牙殖民者)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20)鉴于旧浯屿之险象环生，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都御史王询请分福建水军为三路，各领以参将。泉漳一路驻诏安、南日、浯屿、铜山、悬钟等处，皆听节制。四十一年(1562年)总兵俞大猷请备沿海墩台，以备了望。四十三年(1564年)巡抚谭纶请复五寨旧地”(21)虽然复水寨于故址之议没结果，但“隆庆四年(1570年)增设浯铜游兵，统以名色把总一员，兵五百三十六名，驻中左所”，(22)“万历二十年(1592年)移南路参将驻鹭门，居中调度，辖铜山、浯屿二寨，浯铜、澎湖二游”。(23)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浯屿水寨仍在厦门中左所，水寨在厦门历时70年左右。至于旧浯屿的防卫则由巡哨水军负责。

　　四、万历三十年浯屿水寨再迁晋江石湖。万历年间，浯屿水寨兵分四哨，出汛时(《漳州府志》云：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一屯料罗，一屯围头、一屯崇武，一屯永宁。而浯铜游兵分二哨，一屯旧浯屿，一屯担屿，每汛与浯屿水寨兵合哨。泉州守程达认为浯屿水寨的防卫线太长，寨址设在中左所偏于南面据险伺敌，北面则相对空虚，并非长远良策，特建议徙寨址于晋江石湖，据中驻守。这一合理建议得以采纳，并把徙寨之事交由浯屿水寨钦依把总沈有容办理。明叶向高《改建浯屿水寨碑》云：“浯屿水寨，故在大担南太武山外，后徙于中左所之厦门。辖地北至崇武，南至料罗。料罗稍近，其去崇武三百里，缓急无以应，而厦门自有游兵，地亦割隶，不相摄也。太守清江程公，建议徙寨于石湖……以其事属把总宛陵沈将军。”又云：“役始于万历壬寅六月廿二日，竣于癸卯二月二十日”。(24)这一碑文明载了水寨迁石湖的动机以及始迁时间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六月，完成于次年(1603年)二月。沈有容的自传稿《仗剑录》对徙寨之事也有记述，云：“辛丑十二月，……题补容于浯屿，随议改寨于石湖。”(25)

　　迁至晋江石湖的水寨仍称为浯屿水寨。其寨址地处泉州湾畔，上控惠安崇武港，下辖金门料罗湾，既扼泉漳之咽喉，又可警卫台湾、澎湖诸岛屿。万历三十年六月以后浯屿水寨概指晋江石湖。新浯屿水寨建成时，会东番(台湾)有警。“寨署方成，有贼舟七只，横行闽、粤、两浙间……由乌邱出彭湖，复往东番。”(26)“倭据东番。有容据石湖，谋尽歼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风存十四舟，过澎湖与倭遇，格杀数人，纵火沉其六舟，斩首十五级，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倭遂去。东番海上息肩者十年”(27)浯屿水寨在这次打击倭寇、收复台湾的战役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