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
73岁的侯仁之先生英国利物浦大学与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而25年前，侯先生正是在这所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向侯仁之先生颁奖，这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第一次到中国大陆颁奖。
惊闻噩耗：2013年10月22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顾问，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于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国家地理网特此索引刊载于2001年1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文《侯仁之: 他把地理引入了历史》，以示沉痛哀悼。
2001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一扫平日的清寂，竹林屏蔽的中式四合院里，气氛热烈而庄重。
这场聚会的主人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他的身体由于手术后行动不便而不得不被人搀扶着，当他用流利的英语答谢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GS)授予他的2001年度“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时，你简直会忘记他是年届90岁的人！
他就是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称之为历史地理学巨擘的侯仁之先生。
2001年11月13日下午，在燕南园61号的客厅里，我们见到了侯仁之先生。
90年的风雨把眼前这位老人琢磨得像大理石一般宁静，但是他内心的热情仍然在缓缓地燃烧，我们从他的眼睛和额头上看到了思索的灵光。
90年的经历可以写一本大书。但是我们只能撷取他生命中的点滴回忆。
1932年秋，侯仁之投师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顾颉刚先生。当时，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讲述的内容就是在我国历史学领域里有着悠久传统的沿革地理学。
中国的历史悠久，封建王朝更替繁仍，历代的疆域和政区界限时有变更和消长，随着各地方民族的迁移，各地的地名也多有变化，再有河流水道的频繁变迁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某一时期历史时所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此需要专门辟出时间来把这些问题搞明白。沿革地理学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初它是史学和经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汉晋以后，沿革地理学进入了发展时期，到了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沿革地理学成了舆地学中的一门显学，人才辈出。
“五·四”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开始不满足于将沿革地理学局限于记述疆域的消长、政区的变革、地名的更替等等，他们开始尝试把现代的地理学方法引入沿革地理学。
侯仁之先生就是在这时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今中外的地理著作，他感到地理学太重要了。
侯仁之先生说：“我对故纸堆中的历史兴趣平平，但是对野外考察却极感兴趣。1936年夏季，由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组织了一次 '黄河后套水利调查'，我兴奋极了！”侯仁之先生那时已经本科毕业留校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先生的助理，因此他担任了这次考察的部分组织工作。
此后，顾颉刚先生新开了一门“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带学生去北平城里或郊外现场实习，有时还利用较长的节假日有目标地到外地考察。“这门课对我的影响真是太大了！”侯仁之先生感慨地说。作为助理的侯仁之每次考察之前都要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把将要考察的古迹或古物的简介写出一份发给大家。更为宝贵的是，每次现场考察，侯仁之都会发现实物与文献记载之间存有较多的误差。
这些经验在侯仁之心里永远敲响着警钟：文献资料不尽可靠，而现场考察却往往能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顾颉刚教授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煨莲)教授的研究生。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正式出现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只是在一些学者中略有提到，即使被提到，它也仅仅作为“沿革地理学”的延伸概念，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
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深知国外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和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的现状，他看出侯仁之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严谨踏实的治学品质，他同时从侯仁之选择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角度(《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看出侯仁之忧国忧民的胸怀和他对地理学的兴趣。
当时，洪煨莲先生是饮誉中外的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方负责人，负责向美国的哈佛等大学推荐和选拔中国大学里的青年才子赴美研修。于是建议侯仁之像国内其他有志青年一样出国求学，把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带回国，以振兴中国的科学。
193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侯仁之突然获知洪业教授要见他，他一走进洪业教授的书房，就听到洪先生突如其来地大声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哈佛虽然有名，但没有地理系，想学地理，就要找名师！”
接着，洪先生建议他到英国的利物浦大学拜罗士培教授(Roxby)为师，罗士培教授是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者，对中国很有研究，国际声望很高。洪先生希望侯仁之跟随罗士培进入历史地理学领域。
不意欧战爆发，更在1941年冬，侯仁之因掩护学生抗日在北平遭日本宪兵逮捕，其后生活颠簸，留寓津门，留学一事只能暂缓。直至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侯仁之才得以负笈英伦，留学利物浦大学。但此时罗士培教授已经退休，继任的是从剑桥大学过来的达比(H.C.Darby)教授，达比专攻历史地理学，是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此，侯仁之开始跟随达比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
1902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一书是地理学者对历史地理的创论。麦金德认为地理学者应当试图重建过去的地理，并指出变化的过程如何引导到今日的实际现象，否则，地理就只是当代现象的描述。
麦金德之后的达比明确指出，地理环境主要是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要了解当前的地理环境，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而今天的地理现象，就属于明天的历史地理。由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就成为了现代地理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达比的理论给侯仁之以极大的启发，利用达比的理论，侯仁之把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专题研究很顺利地系统化起来，并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即是《北京的历史地理》。从而奠定了他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
1949年，侯仁之刚刚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旋于同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大学时代，侯仁之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深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而感动，当读到顾炎武切中晚明时弊慨叹“感四国之多难，耻经生之乏术”时，甚至不禁落下泪来。从此以后，“做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了他一生治学的原则。
侯仁之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执教。1950年，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建议将"中国沿革地理"改成“中国历史地理”。后来，教育部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大学，原清华大学的地学系调入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学系，侯仁之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从此以后，他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基础，开始了对新的历史地理学的探索。
在地学系发展历史地理学，在我国的大学中北京大学是第一个。
侯仁之先生坚持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系，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把这一学问从历史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就是为了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吸收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奠定独立的学科地位。
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1962年，侯仁之先生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在理论上指出了传统的沿革地理与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区别，他认为沿革地理只讲沿革，不讲地理，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是侯仁之。”
新中国成立了，侯仁之先生发自内心地喜悦。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旧北京城，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先生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他认为，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没有办法为现在作决定。
梁思成先生首先要他负责首都新定文化区的地理论证，他为北京城市规划所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地理学报》1951年6月号上的“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这篇论文复原了海淀地区的起源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广泛论证了首都西北郊新定文化区的地理的基础上，指出一定要保护清代修建的皇家园林的水道系统和风景通道，这样才能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并保留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后人了解北京的历史、热爱中国的文化提供一处活体资源。这篇论文直到现在还被建设部门引用和参考。
50年来，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研究建立起了完整的城市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
比如他对北京城起源和城址变迁的研究就抢救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这两处历史文化景观。
莲花池是北京西南隅一个几近干涸的破败的湖泊，北京计划建设西客站的时候把站址选在了这个地方，原因是可以省去许多搬迁的费用。北京市铁路局的一个领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侯先生，侯先生非常着急。因为莲花池就是《水经注》里写到的“西湖”，北京最早的城址就建在这里，可以说，它是北京城起源的象征。
后门桥则是元大都“中轴线”的展开点和元代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是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如今的后门桥污秽不堪，而且被广告牌挡得几乎看不到周围的景观了。
1998年4月底，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心组的学习会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认真的听取了年近九旬的侯先生的讲座，讲座的题目就是“莲花池与后门桥”，侯先生建议将西客站的站址东移，保护莲花池，同时应当保护后门桥的原貌。侯先生的真知灼见深深感染了在座的所有领导。
5月，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到现场办公，市政府投资把莲花池整饬一新，原来的干坑变成了碧波荡漾荷叶田田的小湖。后门桥也整新如旧，为了保护旧桥，同时为了便于什刹海东岸来往的行人通行，又在桥的西侧新修一桥，名为金锭桥。2000年12月，莲花池与后门桥同时剪彩，实乃北京古城保护中的一大快事！
当我们谈起沙漠，侯仁之先生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最高兴去沙漠！60年代我在北大兼工会主席，有两次应该带队去青岛和大连休养我都没去，而是去了沙漠。别人不理解，可是我心里高兴呵！作为科学工作者，发现是最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个发现直接与国家的建设相关的时候。”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总理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
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先生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深入西北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等地。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古井口，突然又挖出了一堆古钱币，这种发现的心情真是太喜悦了！”
1964年夏，侯仁之一行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看到了公元5世纪初勃兴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建造的国都统万城。
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先生，但是，侯仁之先生却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里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把现场考察的资料同文献相互印证，指出这里在统万城建立的时候“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
侯仁之先生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指出，人类不合理的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这种认为人类不合理利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是我国当时最先进的学术观点。
60年代初，侯先生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文革”的十年动乱中断了这一计划。
侯仁之再次得以进入沙漠，已经是1978年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
如今的侯先生又在忙着为12月3日的一个讨论会写一篇关于北京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论文，届时将会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多所高校的学者共同讨论大学校园的规划建设问题。
他认为北大校园建设中最令人痛心的问题就是水源问题。燕园的前身是清朝时在此修建的几处皇家园林，当时园子里的水是流动鲜活的。一入北大西校门，入眼的是长桥卧波，“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确实是一幅醉人的图景。但是由于最近二三十年来万泉河的裁弯取直，昔日万泉河经篓兜桥自流入燕园的景况已不复存在了，不仅要经过两级抽水才能补给燕园里一觚碧水，加上日益严重的水污染，“源头活水”没有了，如今校园里的水几乎成了“死水”了。
侯仁之先生十分激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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