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分析_计划与总结

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分析: 查字典地理网 来源|2016-07-13 发表|教学分类：计划与总结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向日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及中国等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先后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东亚因此成为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最活跃的地区。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两者的有机互动逐渐呈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这一新趋势促使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深层经济动因。因此，关注东亚产业转移，并在探讨其经济影响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其政治效应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本文就将在简述东亚产业转移基本进程及新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变化发展中的政治效应问题。

一、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及其新变化

国际产业转移即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实现方式。作为当代和今后国际经济关系向前演进的一种长期趋势,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大规模浪潮中，东亚国家表现最为活跃。以下，本文就将对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及新变化进行简要论述。

（一）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战后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示图如下：

50年代美国日本（资本密集型产业）

60年代美国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

70年代美国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资本密集型产业）

美、日、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80年代美国日本（创造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标准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日、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劳动密集、部分资本、低技术密集型产业）

图1 战后国际产业调整与传递示意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整理出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发展进程：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以美、日等发达国家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标志。亚洲四小龙紧抓机遇，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轻纺工业，逐步启动了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开始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在承接由美、日转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又将自身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盟四国。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开始大量承接美、日的微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与美、日一起将化工、机械等部分资本、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

东亚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实际也是东亚雁行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日本在其中一直充当东亚产业结构演进的火车头，成为资本、技术、中间产品的供应基地；亚洲四小龙则扮演二传手的角色，既吸纳美、日转出的产业又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由此，随着东亚地区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的不断深化，一个以日本为雁首，亚洲四小作雁翼而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雁尾的雁行产业分工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二）东亚产业发展出现新变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变化：

1、日本产业升级减缓，首雁效应削弱

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而日本却在技术创新上长期依赖欧美基础科研成果，导致其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进而在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上滞后，既阻碍了新一轮产业升级。也使国内边际产业和技术向外转移速度减缓，首雁效应削弱。此外，由于东亚其它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追赶，担心首雁地位受动摇的日本刻意放慢了对东亚地区的技术转移以保持技术优势。日本曾因此否决对韩国出口200项高科技议案，并提出在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中要保持十年至十五年的技术差距。[3]这种技术输出上的保守策略使雁行模式中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技术缺口难以得到填补，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被迫滞缓，又反过来造成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拉动作用减退，首雁效应削弱。

2、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已开始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进入90年代后，中国更是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各项产业由此获得飞速发展。在产业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提升。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据统计，1979199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不断扩大，不仅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且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进入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逐渐超越尾雁之位而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又一引擎。

3、遭遇金融危机，东盟国家产业发展进程受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危机不仅引起部分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国内政局动荡，还导致东盟国家投资环境恶化，外资向这些国家转移产业的步伐明显放慢。1998年东盟吸引外资额196亿美元，1999年减为169亿美元。而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除危机前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受危机较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能力继续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外，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则可能远远落后。总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又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和体制的缺陷以及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雁行模式的过度依赖，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

4、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继续加速，成为中国、东盟产业升级新的拉动力量

作为雁翼的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上一直呈加速态势，其信息产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日本经济新闻》在2000年11 月18、19 日发表的连载文章中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了日本的6%；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领先于日本[5]。以此为基础，四小龙一方面与日本在高科技产业的部分领域开展水平分工，另一方面又积极向中国、东盟转移部分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部分代替了日本的角色，对中国和东盟进一步的产业升级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总之，东亚产业转移的上述新动向表明，随着日本产业升级减缓以及中国、东盟和四小龙在产业发展上的积极赶超，由日本担任首雁的传统雁行模式正在向东亚各国和地区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过渡，东亚产业转移开始进入后雁行模式时期。二、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使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有机互动逐渐呈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新趋势。其中，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即指国际经济关系在国际政治影响下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具有协调与控制各国间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了国际格局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利益最大化则成为一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同时，产业实力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停息的产业升级换代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由此可见，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促使该国经济实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综合国力的盛衰及国际地位的升降，并最终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走向。基于上述逻辑，下文就将从东亚地区发展以及地区内主要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两个层面来具体探讨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问题。

（一）东亚产业转移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影响

1、东亚产业转移促使东亚国际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黄金时期，到70年代亚洲四小的经济腾飞，再到80年代东盟四小虎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奋起直追，东亚地区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奇迹。伴随这些经济奇迹的是东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高涨和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东亚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95年上升到25%，而同年美国和欧盟的比重也仅仅为29%。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19801990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0%，19901999年为3.4%；19801990年，欧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19901999年为2.3%；而东亚1980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6%，19901999年为5.5%。东亚正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而带来东亚经济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因则是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

正是依托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并成功启动了现代产业成长和经济腾飞。而东亚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进一步引起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带来东亚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在1988年召开的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代表一致认为改善与亚洲四小的关系不仅对自身有利且对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和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此外，自1989年起，西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将亚洲四小、泰国、马来西亚并称为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群体，而美国则宣布取消对四小龙的普遍优惠制待遇（这一待遇通常针对发展中国家）。上述现象表明，东亚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正伴随其经济发展而日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此外，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西方长期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因此受到制约，而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将得到有力的推动。

2、东亚产业转移奠定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

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对东亚地区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逐步将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向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而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龙在着重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也开始加速向东盟、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以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股席卷东亚的直接投资浪潮推动了东亚地区内部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化，并促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和四小龙的跨国企业为中轴的直接投资网络。而在直接投资浪潮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攀升，贸易结构也由过去的垂直贸易逐步向水平贸易发展，且地区内相互贸易不断扩大。例如，亚洲四小龙一方面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出口，从1985年的8.5%增加到1994年的14.9%；另一方面较大幅度地提高对东盟四国和中国的出口，同期分别从7.6%和7.2%上升到8.6%和14.2%。而东盟在开辟欧洲市场的同时也大幅提高对四小龙的出口，同期从20.5%上升到25.7%。通过上述投资和贸易间的良性互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外资引进贸易扩大收入上升消费扩大经济增长进一步外资引进的自律发展循环机制，东亚经济出现整体性增长，产业结构呈现连锁型转变，一种建立在东亚阶梯状产业结构差异基础上的多边、互补的新型区域国际分工网络体系也逐渐形成。

在东亚产业转移进程中，上述直接投资网络的发展壮大、地区内相互贸易的深化以及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的形成使东亚各国（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地区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演化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进一步加强，最终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国际一体化的发展又加强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对外行为和对外决策中逐渐认可相互依存的现实前提,越来越重视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开始提倡国际关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提倡国际共同责任和协调行动。所有这些都对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0]。因此，东亚产业转移在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以及合作的机制化建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目前，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间的10+3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它将为东亚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样化、多渠道的全方位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

（二）东亚产业转移对地区内主要国家（地区）间关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主要国家（地区）在产业发展上均出现新变化，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实力的变化又导致各国（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实力和地位有升有降，从而进一步对东亚主要国家（地区）间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1、中、日、东盟关系微妙调整，三边互动逐渐显现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日、东盟三边关系的发展主要受到雁行产业分工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一时期，作为首雁的日本在产业发展水平上始终领先，而共处雁尾的东盟、中国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吸收外部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上都更依赖日本。日本便欲图利用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间已有的产业关联和经济优势来确立由其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此时的东盟与中国也因为彼此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上相似，且对出口的依赖性和目标市场的选择趋同，形成竞争大于互补的局面。进入90年代后，东亚逐渐步入后雁行模式时期。日本产业升级减缓，首雁效应削弱；中国产业发展增速，赶超态势迅猛；东盟产业发展进程则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受阻，这些变化因素都促使中、日、东盟三边关系出现微妙调整。

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合作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东盟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和共同的出口市场，双方的竞争一直存在。而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的迅速发展，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击后的东盟更是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2002年5月于日本东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不大可能进行军事冒险，但可能取得经济控制地位，在投资和贸易两方面对东南亚国家构成威胁。然而，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崛起并不只是带来竞争，其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广泛合作的强力磁石。由于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市场的争夺，而市场又是关系到产业循环和升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对东盟国家来说，丧失中国市场将直接影响其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影响其整体经济前景[4]P50。因此，在这一巨大市场的吸引下，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崛起实际为中国和东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双方合作趋势不断加强。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积极设想。仅一年后，在2002年11月初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双方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且商定在2015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此会议上，双方还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合作务实的态度共同面对现实中存在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面对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日益深化，日本也开始全面更新与东盟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与日本产业升级滞后的困境形成愈益鲜明的对比，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而中国与东盟距离不断拉近的形势更使日本感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对此，日本不得不决定全面更新与东盟的旧有关系，以期抵消中国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影响。在中国宣布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日本便迅速提出了全面南下战略。2002年初，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遍访东盟五个创始国并与新加坡签订双边贸易协定。2003年12月，日本邀请东盟十国在东京举行前所未有的特别高峰会议，以期全面更新其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11]。2007年8月，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又积极出访印尼，在与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还表示将进一步在更深更广的经济领域和安全保障领域加强与东盟合作。

随着中国与东盟互利关系的不断深入以及日本和东盟间旧有关系的不断更新，东盟在促进中日关系良性互动中的建设性作用也逐渐显现。尽管中日关系由于两国间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的阻碍而长期处于经贸合作为主的浅层状态，但中日合作仍有发展契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合作理论认为，在应该合作的双方之间缺乏内在的动力时，如果存在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外来的合作促成者(enforcer) ，往往会使合作成为可能。[12]而东盟恰好扮演了这一促成者的角色。在以东盟为基础的10+3和三个10+1合作机制中，东盟以其丰富的地区合作经验一直在其中担当倡导、推动以及核心领导的作用，同时也为中日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东盟的推动下，中日两国开始在10+3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增进接触与了解并相互学习和适应，中日东盟三边互动的局面由此逐渐显现。这一三边互动关系的形成不仅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也将有助于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

2、中日韩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东北亚合作趋势加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东亚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浪潮和不断扩大的地区内贸易促使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呈现连锁型转变，产业间分工进一步加速，并出现产业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等新形式。由此，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多边互补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交织的复合网络型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的影响下，中日韩三国间的产业分工不断向水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日本尽管产业升级有所减缓，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且依然拥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因此主要从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并向域内输出资金和技术。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产业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它与其它四小龙国家一起一方面与日本在高科技产业的部分领域开展水平分工，另一方面又积极向中国、东盟转移部分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部分代替了日本的角色，成为资本品供给国和消费品接受市场，中日韩间的相互贸易因此扩大，产业间分工也得到加速。而中国作为处于经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随着其国内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和低成本的劳动力正不断吸引日韩两国大量资金、技术的流入和产业的转移。同时，中国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齐全的产业和技术部门也将促使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得到快速发展，这又为中日韩三国间的水平分工提供了积极条件。

中日韩三国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上的互补性以及日益水平化、网络化的产业分工为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三国都已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而在直接投资领域，日韩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近年来已分别成为中国第二大和第五大投资来源国。此外，在10+3合作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正逐步展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而三国间合作趋势的加强又将对逐渐改变东北亚政治和安全方面残留的冷战格局发挥积极影响。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在促进南北朝鲜和解的进程里，中日韩合作趋势的加强将进一步化解由美国主导的以日韩为其同盟的东北亚冷战架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拥有东亚三个主要核心国的东北亚地区，其合作趋势的加强还将对整个东亚区域合作及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依存度加强，台独势力将受遏制

随着中国大陆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两岸关系也日渐松动。1988年7月，中国大陆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在税收、内销比例、融资和利润汇出等方面给予台商以特别优惠。这一举措促使台商的投资目光开始转向大陆，两岸经贸关系日趋明朗化。而自1991年台湾当局承认投资大陆合法之后，大陆更是成为了台湾投资的热点，岛内迅速掀起了一股投资大陆的热潮。在投资热潮的带动下，台湾逐渐将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石化、电子、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后转移到大陆，两岸经济融合因此进一步加深。近年来，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海外投资地，同时也是台湾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最大的外部需求因素。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正不断上升，而大陆对台湾经济的腹地作用则不断增强。

面对两岸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局面，台湾当局非但没有顺势推进，反而因担心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过度依赖而不断设置障碍从中阻挠。2006年元月一日，陈水扁在元旦文告中甚至宣示，要把过去几年所实行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两岸经贸政策，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进一步紧缩两岸经贸关系。台湾当局刻意制造对抗的做法阻碍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也为大陆方面把握台海局势，遏制台独势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大陆方面若能利用好台湾经济对大陆日益加深的依存关系，在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服务于台商的同时积极推动两岸直接三通以及民间的各项交流，以此逐渐争取台湾民心，这必将有助于促进台湾岛内民意向支持两岸合作交流的方向倾斜，进而对台独势力形成有力遏制。台湾当局若一味抱守台独立场，闭关自守，失去的不仅是台湾经济的发展，最终还将失去台湾民众的信心和台湾的未来。

三、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东亚产业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走在改革开放之路上的中国将会更广泛地融入到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而东亚的资本、技术及现代产业也将更深刻地渗透进中国产业结构体系里，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把握东亚产业转移基本进程及新变化的同时深刻认识其背后重要的地区政治效应，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制定适合自身的产业发展战略，并借此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最终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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