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的32个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域经济与京津二市的远郊15县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了巨大的落差。2004年，环京津贫困带31个县的县均GDP仅为京津远郊15县区的16.3%，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北京市的30.2%、16.0%、1.9%，为天津市33.1 %、18.7%、2.3%。

　　2003年，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8415.9万元、3578.2万元和2546.3万元，仅为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的73.8%、70.6%和91.7%。从这些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看，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贫困县的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潜力差还可以从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值看出来，环京津贫困带县均存贷差为29097.6万元，说明由于投资效益差，环京津贫困带的资金正通过金融渠道向外流出。

　　“环京津贫困带”已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差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

　　影响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产生了一系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

　　1、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巨大的经济落差，使首都周边地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不可避免地造成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居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影响首都的社会安全。

　　2、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存在，必然影响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

　　从生态角度看，环京津贫困带内大面积存在的河湖干枯断流、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和沙尘暴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城市供水安全以及大气环境质量。天津、唐山频繁出现供水水荒，首都北京多次供水危机和应急调水，官厅水库失去饮用水质功能，强沙尘暴天气的增多，与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性生态问题有直接关系。

　　3、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存在，必然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和关注京津冀区域的发展，着手建立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新型决策管理体制和机制，旨在尽快推动京津冀实现经济一体化，使之发挥出带动中国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但由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使这一区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短板”现象的制约。

　　如果不制定特殊的战略措施和优惠政策，改变这一区域贫困落后的现状，不仅继续影响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必将会影响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影响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2][3][4]

　　成因

　　京、津、冀三地相对独立发展，北京的“空吸现象”导致了大面积的“环京津贫困带”出现。

　　“环京津贫困带”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盐碱遍地的黑龙港流域，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

　　现在，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此外，“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

　　提出概念

　　亚洲开发银行调研曾发现，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域有24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指标甚至更低，亚洲开发银行为此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

　　解决方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健全区域内的市场机制、互动机制和合作机制，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是落实《建议》的重要内容。

　　1、建立“输血型”与“造血型”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

　　经济外溢理论认为，无论是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还是环境治理所带来的效益都会外溢到周边地区。环京津贫困地区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目标。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有机结合，加快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关键是消除体制障碍，建立长期而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补偿机制不应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输血型”补偿，而应是“输血型”补偿与“造血型”扶持相结合的环京津贫困地区发展权补偿，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首先是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政策，所有大中型生态建设和水资源环境保护工程由中央和京津冀共同投资，适当提高对工程管护补偿标准的政策；加大国家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其次是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内容，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

　　另一方面多层次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补偿的评价标准体系、具体操作程序以及协调和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过去北京、天津给予了河北省很多援助补偿。但这些援助补偿都不是以水资源补偿的名义，而是以其他项目来体现的。而且这些援助并不固定，这种补偿应该形成有效机制长期坚持下来。

　　2、按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环京津贫困带能否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中受益，能否实现高效的以产业为核心的市场化整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区域内合作的质量与水平。突破目前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单一模式，向跨区域共同大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区划实现重大转变，实现京津冀三方合作制度不断创新，这是河北省主动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实现产业升级，壮大自身实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京津冀地区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所在区域内各级政府都应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以在推进信息、市场、产业、科教、旅游和环境等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的梯度性和互补性。必须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各自的战略调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对京津冀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分类指导。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和基础原材料大省，其发展除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通过“服务京津、建立统一市场”来实现，进一步满足河北省对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的需求。

　　北京和天津科技竞争力强，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传统产业转移出去，以缓解城市密度过大的压力，提高自己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整体实力。2008年绿色奥运，传统的冶金、建材、化工等工业企业只有外迁，这给河北带来了大力发展和提高这些产业的机遇。

　　而张承地区人均资本少、人均技术资源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走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大做强钢铁、建材、化工、制药、机械装备、能源、食品等主导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旅游和信息等新兴产业。

　　企业之间跨区域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联合建立产业基地。如宣化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北汽福田签署生产汽车构件项目；北新建材集团、北京金隅集团星牌建材有限公司与张家口市合作开发新型建材（岩棉）项目；到张家口坝上四县投资风能发电的业主已经有15 家，签订开发意向28项，开发协议共计1258万千瓦。

　　3、环京津贫困带各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愤图强，强化自我发展

　　尽快改变环京津贫困各县的贫困面貌，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经济转型时期，服务到位（即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的政府是最为忙碌的政府。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最主要的还不是资源和硬件条件，1978年温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水平并不比环京津贫困县强多少，从其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应该以思想的大解放带来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

　　现在环京津贫困带各县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方面与南方相比还是落后。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解放、经营者的解放、所有者的解放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按生产要求集中起来并依照社会需求灵活地运作起来，把资本和劳动两者的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让一切创造出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这是摆在贫困县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和根本问题。一要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二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要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