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

　　成都平原以成都为枢纽，公路、铁路呈放射性分布，公路四通八达，构成以高速公路为主体，国道、省道、县道为辅助的密集运输网络，主要包括成渝高速、成绵高速、成南高速、成灌高速、成彭高速、成乐高速、成雅高速、国道G108、G213、G317、G318、G319、G321等；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成昆铁路、达成铁路四条铁路主干线，连通全国；民航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为依托，连接中国国内各大城市以及国外主要城市。

　　人文历史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文明自成一体，被后代称为“古蜀文明”，并与中原文明齐驾并驱，一同形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古蜀文明源自于崛江上游的河谷地区，历经蚕丛王、柏灌王的带领逐步迁移到成都平原，并且形成了宝墩文明。此后继任者鱼鬼王则初步统一了成都平原，建立了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王国，这标志着三星堆文明的来临，这也代表了成都平原地区由酋邦到国家的转变过程。随之杜宇王取代了鱼鬼王建立杜宇王朝，进入了十二桥文化时期。杜宇王时期的古蜀王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并且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公元前600年左右，开明因治水有功，取代杜宇王成为新的统治者，古蜀王国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

　　开明王朝的繁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灭蜀，古蜀王国覆灭，其文明就此终结。秦惠王九年，按照秦国的郡县制，在蜀地设蜀郡。

　　秦汉时期汉代承秦制，仍设蜀郡，但从成都平原东北分出广汉郡，汉代在全国设置13刺史部，蜀地置益州刺史部，治成都。益州之名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元代终止。自秦朝置蜀郡以后，蜀郡之名一直沿用到唐代，唐置成都府，成都府的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民国。从秦国置蜀郡始，成都平原行政区域内各个县的边界二千多年基本保持稳定。自秦设置蜀郡以后，成都平原就成为国家的主要粮食供给地之一，汉朝建立起来战国至西汉之前，人们将关中渭水平原称之为“天府之国”，但在东汉初，班固在《两汉赋》中则说“郊野之富，号曰近蜀。”由此可知成都平原的富庶己超过了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美誉此时转移到了成都平原，以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为始。

　　三国时期三国时期，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分益州和梁州，其下置24郡，其中有16郡在四川境内，而16郡中大部分是在成都平原。两晋时期，因为战乱，成都平原迎来了第一次移民高潮，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由于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隋朝不断调整四川的政区建置，对旧有的郡、县进行大量的省并，四川（包括重庆地区）共设24郡，174县，成都仍为蜀郡治。

　　唐朝时期唐朝建立以后，对地方行政机构不断调整，形成了道、州（府）、县制三级制，并将全国分为巧道，四川地区分属剑南、山南、江南三道。因“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难于成都，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时，成都一度成为唐朝的另一统治中心“南京”。唐朝，成都平原的经济发达，卢求就在《成都记》中将扬州和益州（即成都）作了比较，明确阐释成都在各方面己经超过了扬州，“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肢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件其半。”

　　五代两宋五代时期，成都先后成为割据政权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并在军事基地设“军”，在灌州（今都江堰市）置“永康军”。两宋基本沿用唐朝的地方建制，只是代改唐代的“道”为“路”，并成为一级行政权力机构，形成地方路—（州、军、监）—县三级行政区划，四川地区设四路，其中益州路治成都。两宋时期，成都平原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都平原地区产生了交换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代时期元代实行行省制，巴蜀合一为四川省，治成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四川境内建立大夏政权，复置了元朝废黔的州、县，并且对地方政区进行了调整，即“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元初，成都平原因受战乱的影响，经济一度受到波及，但在元代中后期，经济在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威尼斯商人马克·波罗曾经描述成都平原河流上货物来往的繁华景象“商人运载货物往来上下游”。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一直沿用元朝的中书行省制，清朝只是在省之下增设了道。明朝时期的成都平原经济较为平稳地渐进式发展，但在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地区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乱，人口骤降，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与商品经济高速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江浙地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到了清朝，政府通过劝耕免税等措施促进生产，以及凭借成都平原良好的自然条件，经济逐渐走向了复苏，个别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已经非常明显。清朝末期时期，国家败落，成都平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但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一直相对稳定。

　　民国以后民国时期，撤道设行政区（专区），成都平原的范围涵盖多个行政督察区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对灌溉系统的修复，荒地的改造，成都平原的耕地面积大幅度逐步增加，成都平原的经济得到了长远稳步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进程迅速，经济快速发展，成都市居于整个平原的中心首要地位甚至成为带领着西南地区发展的领头羊，尤其是联同重庆成为中国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影响广泛。

　　历史文化

　　成都平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地区。从古至今，这片热土不知荟萃了多少英才，哺育了多少先驱。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是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灭掉古代蜀国后，将其划为秦国的蜀郡，然后大量输入华夏文明，这样蒙昧的成都平原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至于张仪灭蜀之前成都平原的模样，惜墨如金的古人用了八个字：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八个字掩盖了一切真相，并且挡住了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关注的目光。然而，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也象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的眼前。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冰山一角的发现，与公元1898年王懿荣在中药材里发现刻有符号的甲骨从而揭开殷商文明面纱一样，纯属偶然。

　　公元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这一重大发现本该成为寻找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起点，但在兵荒马乱的旧时代，什么都无从谈起。

　　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迷人的光彩。

　　没有等到学者们将三星堆文化研究透，更为瑰丽的金沙遗址又被发现。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

　　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一个发达程度与三星堆文化相当甚至超过三星堆的古文化遗址出现在面前。结合解放以来的成都平原其他的考古发现如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遗址以及年代稍后的商业街船棺和十二桥遗址；再对照众多传世文献中对古代蜀国的记载，历史学家们发现考古结论和文献记载出现了惊人的吻合。

　　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在秦国势力华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文化。只是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由于种种原因，它湮灭在历史的荒原，成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根据已有的资料，已能够部分复原出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象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展现状

　　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省的中心地带，经济发达，是中国西南部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四川盆地主要的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中国人口分布高度密集的区域之一。成都平原以成都市为核心，产业产品特色明显，包括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德阳的重型机械装备制造业，绵阳的电子信息产业、核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乐山的电子元器件、医药化工、建材产业等。

　　成都平原交通通讯条件不断改善，成都中心城市辐射力较强，是四川省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园区的集中之地，也是外资、港澳台资投资四川的主要区域。另外，成都平原区内以旅游为龙头，交通、商业、餐饮、金融、通讯、文化、娱乐、租赁、房地产及相关服务业优势突出，区内还广泛分布着各类现代农业基地，各县区还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和产品。

　　地质构造

　　以北川－汶川－康定－小金河为界，该界以东为扬子地台，以西是松潘－甘孜地槽区。成都平原虽然邻近龙门山断裂带，但却属于地址上十分稳定的扬子地台（即华南地块）。四川盆地从侏罗纪－白垩纪喜马拉雅期（约 1 亿年前）构造活动结束海侵、成为陆地后，就进入稳定的地台发展期，期间，龙门山在中生代和早新生代（约 6500 万年）形成。距今 2 百万年左右的新生代第三纪发生新的强烈地壳运动形成青城山脉，这是距离成都平原最近的最后的造山运动，但成都平原本身没有重大地质构造活动发生。在西部山区相继隆起后，成都平原由龙门山前出口的岷江、湔江、西河、南河等八条主要河流所堆积形成的洪积冲积扇联合而成。四川盆地作为龙门山的前陆凹陷充填了一套中生代陆相碎屑沉积，其中成都平原最高沉积厚达 8000～10500 米，从一个侧面证明其悠久稳定的地质历史。

　　除西面断裂带外，成都平原南面和东面地质相对稳定。成都平原西南面的浦江至新津断层带长度约 80 公里，规模较小，在该断层带曾经发生过两次 5 级左右地震，构造活动不明显；成都平原东面的龙泉山褶断束，断裂规模约 90 公里，过去 200 万年未有显著地质活动，已被风雨侵蚀成为台地和浅丘。

　　成都平原的地质构造是在很硬的岩石上覆盖了一层厚厚以泥土为主的沉积物。据四川深部地球物理资料，盆地基地是硬化程度很高的早前寒武纪花岗石结晶基底，成都平原岩层十分坚硬。之上有杂填土，平均深度约 5-7 米和沙卵石，平均深度约 7-10 米。由于杂填土、沙卵石都比较“松软”，其间有很多小的缝隙，因此对地震波具有较强的消耗能力，可以很好地保护其承载的建筑。尽管西边断层很多，但是地壳运动的能量往往在断层上释放，而坚硬的岩石的抗震作用和泥土的缓冲作用，可以显著的减小地震的破坏。所以成都虽然紧邻地震多发带，但历史上没有地震破坏的记录。

　　川蜀文化

　　川话四川话是以由中原移民带来的北方官话为主体，并接受巴蜀古语影响的地方方言。它作为汉族西南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使用范围包括四川全省、陕西南部的8个县、湖北西部的2个县和甘肃南部的1个镇，大致相当于西南官话分片中的成渝和灌赤两个片，使用人口达1亿多，是中国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支方言之一。

　　四川话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它发源于上古时期的巴语和蜀语，并不断地接受中原地区北方官话的影响，形成了梁益方言；最后以由明清时期植入四川的湖广移民所使用的西南官话为主体，吸收当地的梁益方言，涵化形成。

　　成都话在地域上虽处于川西，但受古蜀语的影响较少，而更接近中原官话，是四川话中无古音的方言支系之一。成都方言发音婉转，具有吟唱风味和阴柔之美。所以在北方官话语系中，成都方言最易被北方人听懂。故说成都方言是一种标准化的四川官话。

　　蜀绣蜀绣，又称“川绣”，起源于四川，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的总称。因古代川西平原属蜀国，所以被称为蜀绣。蜀绣早在晋代就已出现。据《华阳国志》记载，晋代的蜀绣与蜀锦齐名。盛唐时期，蜀绣一直是民间艺术，没有大规模生产。清道光年间，蜀绣渐渐形成规模，成为一种行业。蜀绣的原料以软缎、彩丝为主，题材多是山水、人物以及花鸟鱼虫等。针法有套针、旋流针、晕针、斜滚针、编织针等一百多种。蜀绣织品多是日常用品，如被面、枕套、衣服、鞋面等，除此以外还有工艺品，如台屏、挂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和双面异色的水草鲤鱼座屏都是蜀绣中的代表作。

　　川菜川菜历史悠久，最早较为系统地记述川I菜的烹饪原料、烹饪技巧和川菜筵席的，是西汉辞赋家扬雄的《蜀都赋》。据《古文苑》载，此赋对川菜烹饪有“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五肉七菜，朦厌腥臊，可以练神养血”等描述。西晋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对四川的物产、风俗、饮食习俗的描写更为详尽。如描写宴请宾客有“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的句子，所谓“金莹中坐，肴桶四陈，觞以清醺，鲜以紫鳞”则说的是以什么酒菜待客。宴席期间还有歌舞助兴。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四川的饮食习俗是“尚滋味”、“好辛香”，说明川菜的特色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曾被川菜的魅力所吸引，称赞“蜀酒浓无故，江鱼美可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不仅是个美食家，而且擅长烹饪，他创制的“东坡肘子”和“东坡鱼”仍为四川名菜。南宋诗人陆游对川菜也称赞有加，他在返回老家浙江后曾感叹“未尝举著忘吾蜀”，在《思蜀》诗中写他对川菜的回味是：“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流匙抄薏饭，加糁啜巢羹...”川菜菜系的正式形成大约在清代。明末清初，大量外籍官员入川，随行厨师将南北各地的饮食习惯和美味佳肴带进四川。川菜便吸收南北各家烹饪之长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全面而又独具特色的烹饪技艺。清乾隆年间，李调元在《函海·醒园录》中总结了腌、酥、煮、熏等30多种川菜烹调方法，使川菜烹饪技艺上升到理论化阶段。自此，川菜菜系正式形成，并与鲁、苏、粤菜一起，被列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的特点

　　是突出麻、辣、香、鲜、油大、味厚，重用“三椒”（辣椒、花椒、胡椒）和鲜姜。调味方法有干烧、鱼香、怪味、椒麻、红油、姜汁、糖醋、荔枝、蒜泥等复合味型，形成了川菜的特殊风味，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誉。川菜的烹调方法很多，火候运用极为讲究。众多的川味菜式，是用多种烹调方法烹制出来的。川菜烹调方法多达几十种，常见的如炒、熘、炸、爆、蒸、烧、煨、煮、焖、煸、炖、淖、卷、煎、炝、烩、腌、卤、熏、拌、糁、蒙、贴、酿等。川菜的十大经典菜有：四川火锅、水煮鱼、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水煮肉片、辣子鸡、酸菜鱼、宫保鸡丁、毛血旺。

　　茶道四川茶史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意思是，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四川也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售茶的地区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史上，川茶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政治稳定边疆、经济富裕边疆、文化兴旺边疆的重要载体。

　　川蜀饮茶习俗源于先秦，成都特有的矮桌竹椅和茶碗、茶盖、茶船子的“三年头”茶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茶馆、茶肆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或隐于闹市，或立于郊野，置身于其中，品茶者不但可以品茗养性，还可以听评书、看围鼓，体味巴蜀的风土人情。

　　形成

　　成都平原发育在东北—西南向的向斜构造基础上，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绵远河、石亭江、湔江）及其支流等8个冲积扇重叠联缀而成复合的冲积扇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第四纪沉积物之上覆有粉砂和粘土，结构良好，宜于耕作，为四川省境最肥沃土壤，海拔450～750米，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度仅3～10‰，地表相对高差都在20米以下，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远在公元前250年的秦代就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引岷江水灌溉平原上广大农田，成为四川省种植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经过不断的治理改造和扩建，都江堰灌溉范围比50年代初期大为扩大，灌溉面积增加了3倍。农田水利十分发达，耕地集中连片，属典型的水田农业区，土地利用率高达60％以上，农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和油菜，产量高而稳定，常年提供的商品粮、油分别约占四川全省的1/5和2/5,是四川和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养猪水平向居全省前列，是四川生猪基地。但因平原邻近川西高原山地，深受山地下沉的冷空气的影响，加之平原河水大多来自西部高原山地的冰雪融水；同时，平原上地势低洼的古河道地区，地下水位高，土壤冷湿。故成都平原无论气温、水温和土温均较低，热量条件较之四川盆地其他地区稍为逊色。

　　旅游景点

　　武侯祠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其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历史人物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1961年，武侯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200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分为文物区、西区和锦里三部分，总面积230亩（15万平方米）。 三星堆三星堆，即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最早于1929年（一说1931年)在遗址上发现一坑玉石器，1934年试掘。20世纪60年代对遗址范围内的月亮湾遗址等进行发掘，80年代以后又历经多次发掘。遗址为东、南、西三面有城墙的城址，面积12平方千米。城内发现有房址、祭祀坑、作坊遗址、墓葬等遗迹。其中，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三星堆遗址的早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主体遗存属于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

　　杜甫草堂杜甫草堂坐落于浣花溪畔，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该地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今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仍完整保留着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葺扩建时的建筑格局。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85年更名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金沙遗址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900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金沙遗址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

　　明蜀王陵明蜀王陵位于成都市十陵镇正觉山山麓及青龙埂等地，是明代（公元1368～1644年）藩王蜀王的家族陵墓群。明蜀王陵以僖王陵为中心，包括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黔江悼怀王墓、怀王墓、惠王陵、昭王陵、成王陵、成王次妃墓、半边坟郡王墓10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形成了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王陵墓葬群遗迹。

　　水利工程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其卓越的功效，几千年来一直被世人称奇点赞。据记载，建成后，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跃升为秦国的重要粮仓，如秦昭襄王所愿，巴蜀成为了秦国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从实力上超越了以前齐驾并驱的楚国和齐国。到秦末暴政及大乱时期，都江堰水利系统还发挥了稳定蜀地、稳定统治的巨大作用。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后人称之为：“活的水利博物馆”。

　　秦以后，相传，司马迁曾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其后还建了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到了蜀汉年间诸葛亮则招兵把守，并设专职堰官进行常态化的管理维护，开启了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河。

　　2016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36县（市、区）1003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50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其灌区规模居全国之冠。

　　环境问题

　　大气污染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盆地特殊静小风气象特征导致大气环境容量极为有限，远小于扩散条件好的沿海城市。在相同排放条件下，成都平原会比扩散条件好的城市更容易受到污染。成都平原风速小、云雾多、湿度大、中性及稳定性天气多、逆温出现频繁且强度高等气象特征是形成该地区空气流动不畅、阻碍大气污染物扩散、迁移的不利气象条件。

　　成都平原区域内的成都市高污染燃料占比较重，2012年，成都市全社会

　　煤炭消费量为895.19万吨标煤，燃煤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例仍高达25%以上。燃煤贡献了大气中约90%的二氧化硫、约40%的氮氧化物。

　　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川南、川北、川东地区工业企业众多，各类废气排放量大。加之四川省能源结构是以燃煤为主，燃煤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超过50%。当废气扩散条件不利时，大气污染随之加重。

　　河流污染成都平原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入，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结构、规模，人口密度及自然条件不尽相同，排入河水的污染类型、数量和河流的自净能力也有差别，因而河流的水质污染各有其特点，主要分为成都区、青白江区、温江区等3大污染区。

　　成都市区的河水以COD、BOD5等有机污染为主，石油含量及细菌数量也较大；整体上，成都市河水以有机污染为主，重金属污染影响不大。青白江区是工厂集中分布的地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大，水质以氨氮、COD污染为主。温江地区河水中污染物含量较小，水质较好。

　　土壤污染成都平原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和粮食主产区、工业集中区，工业中的点源污染和农业上的面源污染日益加剧，直接造成了平原大量粮田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的污染。

　　成都平原土壤重金属中以镉、铅污染相对较大，其中以镉的生物有效性最高，镉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有德阳、广汉、新都、成都周边等地。

　　自然灾害

　　洪涝成都平原河网密集，易爆发洪灾，平原的洪涝灾害是由于暴雨汇流的滞后时间短，暴雨过程尚未结束，各处洪流即已纷纷向平原内地势最低的两处汇口集中，等待排出，而两处出口均有泄洪能力不足的缺点，于是先期到达的洪流尚未排完，后面又来了新的洪流，以致在汇口冲刷扇范围内形成涝灾。

　　公元前256年望、丛两帝兴建都江堰工程，经过历代劳动人民不断维修和改建，都江堰工程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渠首工程设在灌县崛江上，因此分洪作用也主要针对来自眠江上游的洪水，对于来白平原西北暴雨中心的洪水（分别为邓妹南河及沱江源头的十余条支流汇流区）造成的洪涝灾害的消减作用就不明显，故成都平原局部洪涝灾害几乎年年不断，全流域洪涝灾害依然时有发生。

　　1947年6月30日至7月6日，成都平原出现一次历时长、范围广、雨量大的降雨过程。特大洪水使成都城区、府河沿岸、岷沱两江严重受灾。成都市80多条街道被淹，市区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1981年7月中旬，成都平原部分地区爆发特大洪水，被称为“81.7”特大洪水，望江楼水文站洪峰流量1050立方米/秒、重现期为70年。“81.7”暴雨主雨时段出现在7月12～14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暴雨笼罩面积大；二是前期降雨频繁；三是暴雨时间集中，时程分布恶劣；四是暴雨区走向与江河流向一致，形成雨洪同步，洪峰叠加。基本上雨峰伴着洪峰前进，雨洪同步，洪峰叠加，形成三条江的特大洪水。成都市是“81.7”洪水的重灾区，全市绝大部分县（区）被灾，68个场（镇）、243个乡（公社）被淹，其中：金堂县赵镇、双流县黄龙溪、新都县石板滩3个镇被洪水围困，成为孤岛。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元以上。

　　地震成都平原是扬子地块的一部分，其基底至少在八九亿年前已经形成，没有发现有深大断裂存在的证据，因此是一个稳定的地体。故成都平原具有完整和稳定的基底，不具备发生灾难性大地震的大地构造背景条件。

　　成都平原边缘和中部仍然存在断裂，但其规模小、连贯性差、活动性弱，无法和龙门山断裂带相比。并且这些断裂大都在几公里深度下消失在沉积岩层中，后者强度差，不会积累强的地应力而酿成大型地震。

　　成都平原自身不会发生大的地震，但会受到其它地方地震波的影响，处于地震波影响带。如有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来自龙门山、秦岭、松潘、甘孜等地的地震。